母语的光辉――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概述
当今世界，无数弱势文化群体的语言文化，正处在世界性、历史性地遭受时代文化发展大潮的挤压、浸蚀、消解甚而吞没状态。而在中国，拥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仍然继续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记录自身的发生、发展历史，反映其生存竞争历程中的一切物质需求和精神愿望，再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并通过这些展示该民族对崇高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建构的精神境界。不言而喻，这一切必然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各种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智慧和一道道异彩亮丽的精神风景线，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深邃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存在、并继续开拓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在汉文创作方面，与当代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发展态势基本同步。在母语创作方面，只限于藏文文学和彝文文学创作。而四川境内其他如羌、土家、苗等民族，目前只有民间口头文学，无作家书面文学作品问世，故不在本文研讨范围。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化背景、典型作家作品，以及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困境与出路等方面对藏、彝文文学创作现状作一简要的概述。
一、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语境
从彝、藏文文学的创作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源远很长、卷帜浩繁的藏、彝民族母语历史文化传统、文学经典和丰富、深厚的民间母语文化，是新时期四川藏、彝母语文学得以健康传承、开拓发展的首要前提和重要背景。譬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机智人物《阿古登巴的故事》，哲理诗《萨迦格言》、《水树格方》，抒情诗《仓央加措情歌》，长篇小说《勋努达美》，短篇小说《猴鸟的故事》等等都是有口皆碑的文学精品。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及藏民族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的民间文化，在主题内容、审美情趣、语言风格、艺术精神等方面必然给当代藏文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样，彝文文学方面，当代彝文作家、诗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接受了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叙事、抒情长诗《阿嫫妮惹》、《阿诗玛》、《阿依阿支》、《阿惹妞》等民族民间文学精品的熏陶后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目前已取得较大成就的彝文作家几乎都是西南民族学院彝学系彝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都受到过严格的、系统的彝族历史文化知识训练，具备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养。当然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知识功底的拥有，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不尽的源泉和深厚的民族精神文化底蕴。也为四川藏、彝语文作家文学今后取得更大成就夯实了思想基础。
其次，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藏、彝族作家、诗人们在汉语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四川藏、彝文文学创作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藏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运用汉语文进行藏族当代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著名藏族学者、“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及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和《十三世********》，意西译仁及其《大雁落脚的地方》和《松耳石项链》，列美平措及其《心灵的忧郁》和《孤独的旅程》，阿来及其《梭磨河》和《尘埃落定》等等，四川当代藏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当代藏族文学界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就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坛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对同时代的藏文作家们必然带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
四川彝族文学也一样，解放初期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用汉文写下了《孤儿的歌》、《阿支岭扎》等奴隶解放的悲歌、战歌和欢歌；云南籍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是以凉山民主改革事件为历史背景创作的，对大凉山的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新时期又出现了吉狄马加为代表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彝族汉语作家、诗人。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和《一个彝人的梦想》；倮伍拉且的《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诗歌图腾》，马德清的《我的爱恋》、《红色百褶裙》、《三色鹰魂》，以及长篇小说《诺日河》，阿蕾的《嫂子》，贾瓦盘加的《流动的情韵》，阿苏越尔的《我已不再是雨季――留在雪地上的歌谣》，阿库乌雾的《走出巫界》，俄尼•牧莎斯加的《灵魂有约》和《部落与情人》等等。这些汉文创作的成功无不从文学观念、艺术手法、审美趣尚、思想主旨、文学技巧等方面给当代彝文文学带来过深刻的影响。有的作家、诗人甚至是一边搞汉文文学创作，一边又将通过汉文创作积累的艺术创造手法和语言艺术上的思维方法借鉴到彝文文学创作中来。如女作家阿蕾，其所发表的作品皆有彝、汉文版，有时她先用彝文写，然后再转写成汉文，有时又先用汉文创作，再根据汉文作品改写成彝文。这彝、汉双语文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其作品既具备鲜明的现代感，强烈的当代小说意识，又具深沉、浓郁的民族文化意蕴。正如，著名作家王蒙说：“我总觉得语言也是一种艺术，一种音乐，是打开一种人心，一种文化的钥匙。多学一种语言就等于多长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个舌头和一副头脑”。①彝族女作家阿蕾真是获得了彝、汉双语创作相得益彰的效果。
再次，直接或间接接受了当代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不断学习和借鉴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切优良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是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取得较大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今后开拓发展的必然趋势。庞德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就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②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过去那种单一的自然背景和人文背景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民族地区，虽然与发达的内陆城市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要求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母语作家要反映当代复杂的生活内容和多元的精神世界，如果不大胆地学习、借鉴当代汉语文学或西方文学的思想方法和艺术创造手段，单凭原有的母语叙述传统是不够的，也是不可能的。故，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必须以博大的胸怀，广阔的视野，锐敏的洞察力与感受力，全面、系统地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文艺思想、文学风格流派，文艺表现艺术，“以世界上全部成就充实自己”的态度来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审美修养，以便创造出优秀的母语作品。实际上，有的作家、诗人已有所尝试，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如阿库乌雾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和散文诗集《虎迹》中就大量运用了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意象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手法和表现技巧。通过这些艺术手段的借鉴并灵活运用，在语义的深掘、语言的创作性使用、艺术意境的全新营造、审美旨趣的变革与拓新，现代美感的训练等方面为彝族母语文学注入了崭新的“激素”，从而自觉担负起文学必须对自身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创造性贡献的使命，为彝语文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优秀母语作家创作扫描
在汉文创作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的同时，四川少数民族母语也不甘示弱，各种文体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和掌握的材料，现将重要的作家作品概述如下：
藏文文学创作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川藏区第一代著名的藏文作家、诗人有毛尔盖•桑木丹、土登尼玛和昔扎等。新时期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诗人有章戈•尼玛、格德嘉、奔嘉、牧丹、司徒、根丘多吉、俄邛等。这些作家、诗人们凭藉各自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以自身厚实的藏族传统文化修养为思想基础，以对本民族人民深厚、炽烈的爱为情感依托，以藏族文化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时必须完成的变革发展使命为己任，用藏语文写下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为当代藏文文学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著名藏族学者、诗人毛尔盖•桑木丹，以他广博的藏学修养和灵敏、勤学、执著的个性，为四川藏文化的开拓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主要作品有《献给日月星辰的祈祷》、《上师赞》、《十万月光的祈祷》。其早期诗作“倾吐了他对信仰、对道德、对神灵的赞美和膜拜情绪中产生的对清净恬淡、超凡脱尘的人世间求解脱的渴望和执著。他的部分藏族传统诗作带有高扬飘逸、清俊典雅的韵味，充满着坚定的生命意志和信仰目标。”③晚年写了大量反映藏区社会日新月异变化与发展的诗作，开始强调诗中现实生活具体感受的重要性。
昔扎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接受过系统的藏族传统文化教育，民改后参加革命工作，经历了宗教生活与新时代现实人生的双重体验。主要作品有：《时代欢歌――杜鹃声声》、《追念恩师》、《吉祥花》、《祝福》、《望江春色》、《牦牛》、《我的欢乐从心而涌》等，以及叙事诗《九色鹿》和《月兔的传说》。在《九色鹿》中，诗人“通过九色鹿这样一个艺术形象，阐发了母语文学中诗歌艺术传统、艺术精神和他自己极富个性色彩的语言实验。当九色鹿的慈悲、宽容救度了贪欲、邪恶、忘恩负义的灵魂时，那种蕴藏在诗歌后面博大宽厚的精神张力，托举起诗人那颗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灵的古老母题中去发现诗情和灵感的心。④昔扎的另一篇叙事长诗《月兔的故事》，也是篇叙述美妙、情感真挚、寓意深刻的诗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昔扎的诗一方面十分忠诚地继承了传统藏诗的风格，另一方面也大胆创新、增加了自然、质朴的当代藏语文叙事和抒情的特点，对传统藏族格律诗进行了成功的现代演绎和变革。
章戈•尼玛是四川新时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藏、汉双语作家，受过系统的藏族当代文化之高等教育。出版有汉文散文集《流动的情歌》和藏文散文集《金色的花》，以及报告文学专集《康巴吉祥地》等文学著作。散文集《金色的花》，1995年获中国藏族文学学会“网坚杯”奖。章戈•尼玛从小接受汉、藏两种文化的双重沐浴，拥有自觉的双语意识与双语思维。但是，他将自己的文学之根牢牢地扎在自己永远魂牵梦萦的故土藏乡。通过自然山水与人情世态的描绘，一方面多层面多视角地展现其故乡的美，从而表达自己深沉炽热的思乡情；另一方面也通过人情世态的变迁现象的抒写来思考着故乡的出路、民族的命运。章戈•尼玛的一系列作品，“留给我们的都是作品中那古朴的心灵载伏着作者丰繁的情感和淡泊宁静的美趣归向故土和家园的情味。章戈•尼玛以自身的执著和身心的感情形式深刻地强调着他所立身于家园的精神和梦幻，并以此为契机一步步接近艺术，接近他所依恋的这片人生材料的供给地。”⑤
在彝文文学方面，彝汉双语女作家阿蕾出版有彝语文小说集《根与花》和汉语文小说集《嫂子》。阿蕾是一位有独特贡献的作家。她的彝文小说语言朴实、生动，感情细腻、真挚，构思独到、精巧，主题深刻、隽永。《根与花》是其成名作，小说运用自然世界之“根与花”与人类社会中的“根与花”在传统彝族社会意识中完全不同的境遇，通过具体故事的描绘，反证了彝族人“重根轻花”、“重男轻女”的社会深层意识的错误性，以及为之付出代价后的觉醒。在《嫂子》中，阿蕾大胆地触及了之前民族文学界很少涉猎的主题――乱伦。通过“嫂子”的身世及特殊遭遇，直指彝族社会的道德伦理主体，主人公“沙马拉惹”一句“我们并非同一姓氏”便摧毁了原有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直接颠覆了原有的社会深层意识结构，揭示彝族社会历史文化正面临的深度变迁现实。
贾瓦盘加于1991年7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彝文小说集，该小说集1994年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贾瓦盘加以一个彝人特有的独特视角与敏锐直觉，不仅深切体悟本民族人民生存的艰辛与生命的执著。也深知古老民族深层传统的蜕变，时代文化无情的冲击与重塑。他抓住一群富于代表性的彝族当代“新青年”或称“半文化人”的生存遭遇、生存景况、人生理想、抗争精神等来描绘他们的命运，并从中折射出彝族社会内在结构与社会文化观念、人伦道德、男女情爱方式等的演变现实。塑造了一大批彝族青年男女典型人物和艺术形象。
时长日黑于1998年4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彝文小说集《山魂》。该小说集1999年荣获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时长日黑的母语小说创作，一脉相承地承接了山地文化根脉。从文学的意象体系、文学题材筛选，到审美意识、艺术观念的追求，从叙述方式、抒情形式，到文学艺术本体观念的确立，都严格承接了山地文化传统叙述模式。同时，他十分重视在当代语境下，自觉的变革，尽快适应新的时代文化，自觉迎接不断遭到时代陶汰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命运，故其小说创作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叙写都贯穿了创新与变构的思路。
阿库乌雾于1994年7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有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母语现代新诗集《冬天的河流》，该诗集收入其代表性诗歌《黄昏，我思念母亲》、《招魂》两首。该诗集中部分作品被选入大、中专文选材料，或中、小学教材。全集既富浓厚馥郁的彝民族诗歌艺术特色，又不失坚毅、强烈的创新精神。为彝文文学创作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开了先河。1998年12月阿库乌雾再次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语现代散文诗集《虎迹》。在当代彝文文学从艺术形式到主题内容的探索与创新上，该散文诗集同样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显著的创造性贡献。《虎迹》涉猎的文化视界十分广阔、艺术思维的时空跨度极大。从远古彝民族文化记忆中图腾崇拜、彝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命运遭际，到近现代彝族文化的逐步变迁，再到当代及未来彝族历史文化、彝族精神类型的全面转型等文化命题都有所触及。而这些文化命题的思考和揭示，又都是通过对典型、生动的民族文化具象、民族精神“原型意象”，民族生存斗争过程中的自然物象的艺术刻画来进行的。《虎迹》的艺术观念十分开放，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化，语言意识新，将语言视作文学创作中与艺术精神、文学作品的灵魂相平等的同构物。在具体艺术实践中，《虎迹》对传统的彝语叙述模式和表意体系作置疑、反洁，到颠覆、变形使用。在繁复多元的时代文化语境下，挖掘出彝语语言的艺术原创力的同时，在诗意建构中做出超越性思考与努力。将西方文学、汉语文学的艺术思维方法、艺术创造智慧，诗化地带进彝语的具体艺术表述和艺术描写过程中，从而完成多元化思维、文化智慧在彝语文学创作实践中诗意凝合的、具有独创性的彝文文学全新的语言创造。
总之，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取得的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卓著的。不仅母语作家创作积极性得以增强，作家人数不断增加，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质量空前提高。而且母语文学阅读面逐步得以拓宽，目前，除本民族读者，还有无数外民族甚至外国学者也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投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激励了四川藏、彝母语文学的稳步发展。
三、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困境与出路
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上述母语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母语文学期刊的创办、增办，母语作品数量的空前增多及母语艺术创作质量的稳步提高等层面得以确认，这20年来的辉煌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几十倍，这是无庸置疑的实事。这不仅为四川民族地区，特别是藏、彝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多元化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发展层次、经济基础、精神文化传统，以及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范围的局限性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还存在着较多的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文化视野较狭窄。受传统观念意识的限制，受作家自身接受现代教育程度深浅的影响，受相对封闭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在作品的审美意识、文化观念、思想内涵、思维方式等层面表现出难以掩饰的文化视野的狭窄与艺术思想的浅显等缺憾。因而，在艺术形式创造方面很难见到具有创举性的作品问世，大都陷于所谓“旧瓶装新酒”式的怪圈，有的由于自身文化视野过于狭窄，其作品很难感受到真正把握了本民族地区或本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高度统一的艺术思想旨趣。有的甚至根本不顾及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与当代审美观念的更新事实，完全处于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状态下进行母语写作，使其母语写作在更深的层面陷入了封闭性与孤独性的泥潭。
其二，艺术表现手法单一。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一方面受本民族原有的民间文学表达方式的制约，另一方面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表现形式较单一化的汉语文学的影响，很多母语作家接触的汉文学几乎仅限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古典文学和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知之甚少。故而从他们的作品很难看到真正的艺术创造意义上的古典美，也缺乏严格的现代艺术精神。由此，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艺术表达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简单化、单一化的缺憾。从而局限了其母语创作在更深层次上完成对母语文学超越性传承的可能性。
其三，语言意识简单、呆板。高尔基先生说过：“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做雕型描写的艺术。”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语言意识、观念的正确与否，语言智慧、语言变构、语言直觉、语言创造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其文学作品艺术审美价值的高低。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今后要创作出高致深蕴的作品，创造出对本民族母语文学传统既有真传，又有付合新时代要求的变构与超越性，要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话，必须努力改变当前较普遍存在的，对彝、藏族母语文学超越性发展产生深层制约的，作家语言意识过于简单、呆板的现状。
综上所述，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存在良莠不齐现象，但总体上瑕不掩玉，通过一部分知识结构健全，具有一定远见的母语作家的艰辛耕耘，正朝着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为了保证四川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在不远的将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使藏、彝族文学在新世纪能出现经典性的母语作品。我们认为，四川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们，在努力克服和战胜上述存在的不足与缺憾的基础上，还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负出更加艰辛的劳动。
首先，文化观念须更加开放、超前，艺术视野应更加开阔、拓新。当今时代，任何局限于单一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都将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与其固步自封、渐趋萎缩还不如敞开胸怀、迎接挑战。作为传递民族精神信息，传播时代文明与良知的作家，其文化观念必须开放、艺术视野必须开阔，要具备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还要具备自觉的世界意识、人类意识和历史意识。
其次，文化构成力争多元化，题材内容要打破只记叙单一民族生活故事的局限。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优劣，艺术创造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作主体的文化构成是否多元，精神内涵和心灵世界是否丰富、深厚。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作家的知识结构必须进一步完善，文艺审美旨趣必须全面提高，文学作品的文化构成必须多元化。由文化构成的单一导致很多作家的创作只局限于单一民族的生活表象的描绘和生活故事的叙述。很少将一个民族的生活境遇放到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文化语境下来作深刻的思考与再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作家的作品难以有长久的生命力的最致命的因素所在。
再次，充分发挥双语优势，努力完成本民族当代母语文学对当代母语文化的创造性实践。世界文学史上，有无数大师级的作家，如秦戈尔、艾特玛托夫等曾充分发挥自身具备的双语能力、双语思维、双语智慧的优势，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著。中国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也有自己的双语优势，在进行母语文学创作时，应自觉发挥这一优势，创造出优秀的母语作品。艾特玛托夫曾就这一问题作过以下精辟的论述：“双语把不同的语言联系在一起，因而是把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而这，正像科学相互结合时产生各种现象那样，将创造出新的认识水平，创造出一种附加运动和附加作用……。因此，通过双语，我们就可以寻找新的反映形式，去刻画人的自我表现，而这种表现的形式，正如生活所展示的是数不胜数的。到目前为止，只要存在着人，作为人的自我，看来，在新的特性方面，是没有穷尽的。”⑥可见，双语作家与单语作家相比，在思维方法、认知方式、艺术视角、思想意识、文化智慧上确有不可替代的“天赋”。优秀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完全可以凭藉这一“天赋”，在双语文化、甚至多语文化的参照、互渗、互补、互动中来完成成功的母语创作实践。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也不例外。
注：
①王蒙著《创造是一种燃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②转引自西川著《关于诗学的九个问题》，“新华文摘”1996年第2期，第128页。
③德吉草著《母语依恋与传统断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④德吉草著《歌者无悔》，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⑤转引自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⑥艾特玛托夫著《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陈学迅译，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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