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库乌雾：《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第三讲
我们所提出的“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诗学命题，并非指某种固有的或新兴的诗歌思潮和流派，而是特指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一部分处于领先地位和前沿态势的各民族诗人群体及其诗歌本文的总称。这部分诗人诗作，不论从其诗歌意识、诗美追求、艺术视域、生命力度和哲思高度看，还是从其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性、试验性、先锋性等层面看，我们称其为“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并未言过其实。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发展，时代多重文化的剧烈撞击，本民族文化精神处于不断变迁和转型中，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即宗教精神也必然遭遇极大挑战和空前危机。在此文化命运的驱策下，各民族先锋诗人们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宗教精神的张扬、生存命运的抗争与个人的艺术审美追求、艺术创造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自觉思考。并通过这种思考，用失落的痛苦和获得的惊喜，不断矫正着自己的艺术标向和人格导向，不断在自我张扬与自我消解同步中去获得更新自我和再构自我的历史契机，去实现自己既作为本民族文化精神和宗教精神守护者、传承人，又作为严格的人类艺术生命的实践者、艺术精神的传播人的人生理想。下文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中所采取的文化抉择和所展示的独特的宗教精神。
一、此岸：本民族宗教意识的重新觉醒与民族宗教精神的诗美再现
在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完全可以归纳入这样一个总称之下，即感恩文学。换言之，在这近三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各民族作家诗人都在倾尽全部激情和才华，抒写各民族人民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挣脱旧的社会制度、精神枷锁，欢欣鼓舞步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抒写各族人民怎样同心同德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的热潮，以及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带来的幸福生活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几乎没能有意识地触及到本民族的宗教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层面，而是过多地沉醉于时代文化的表层应和表层阐扬之中。诚然，作为各民族文学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也必然服从于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总体要求和时代倾向，很少有将本民族宗教精神、民族艺术传统、民族文化特质与时代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和深层思考的诗歌实践。这一缺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受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特别是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制约，少数民族诗人不能自觉展示本民族传统宗教和人文精神的原始美质；二是受个人文化素质、艺术视野、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约束，无法去完成这一民族宗教意识的深层觉悟与民族精神的艺术再现的伟大使命。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历史的发展，艺术创造的深层要求不是谁能够加以简单抹煞和茫昧无视的。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了空前开拓性的发展，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虽然并未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直抒胸臆、歌功颂德、应和时政、空洞说教的“俗套”，但也开始了逐步朝着回归诗歌艺术本体，回归本民族历史文化深度要求的方向推进，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一部分思想比较敏锐、视野比较开阔、意识比较超前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在受当时文化反思思潮和寻根热潮的影响下，逐渐能更自觉、更明确地将自己的诗学实践和艺术审美指向转入重新审视在新的时代历史多重辐射下的本民族文化，转入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传统，重新发掘本民族宗教精神，在更加深广的意义上完成本民族语言艺术发展所必要的双向接轨：一方面，在新的时代意义上重新与早已偏离的民族语言艺术传统接轨；另一方面，在顺应历史变革和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完成与时代艺术文化发展总趋势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双向接轨的使命，少数民族诗歌（文学）创作才算真正地走上了自身发展的正途。可以这样说，新中国成立直至新时期近三十年的少数民族诗歌（文学）创作，正同中国文学创作整体一样，是一个畸形发展期。告别这一畸形发展期，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特质有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诗美原则上由原来的重为大众（人民）抒情转向重为自我抒情；由原来的重国家意志的表层应和转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层反思；其次，思维模式上由原来的单向思维和二元判断模式转向对艺术形式的尊重和变构的努力。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向的努力，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正逐步将诗歌由“纯粹”的“抒情工具”转变为灵魂的同构物和精神存在、精神书写的最终形式。由此，对本民族宗教意识的艺术觉醒和民族宗教精神的现代思索与诗美再现，便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最崇高的艺术精神宗旨。限于篇幅，本文只好略去这方面的大量的诗美实践和本文解读例证。
二、当下：传统民族宗教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深层撞击的历史必然
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在逐步完成上述一系列转化过程中，必然将整个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第一次推向多样化创作风格并存的局面。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创作路子，丰富了创作内容和形式，提高了作品质量。在这一艺术变革发展进程中，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比较自觉、理性地通过具体的诗歌艺术创造实践，一方面注意重新挖掘和升华本民族传统宗教精神与文化美质，探索和思考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全新路径，并注重批判和反省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劣性因素，同时展望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未来前景。但是，这一切的艺术心理和艺术实践活动，都是在完全遵循现代科学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我们说在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上，由于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必须或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现代科学意识、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科学智能和科学精神。同时，他们又必须或已经具备较清晰浓厚的民族意识（民族历史意识、民族使命意识和民族宗教意识）；必须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本民族生存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责任。而这科学精神与民族精神一旦通过艺术作品展示时，集中体现为传统民族宗教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深层撞击的历史必然。换言之，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是在用现代科学精神去艺术地折射本民族原有的宗教精神和这一宗教精神所统领下的民族文化内质，企以达到变革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的。由此，在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诗学品格的深处，或多或少，总让我们感触到那科学文明的光环和传统民族宗教魔咒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精神构成的特殊意趣。
其实，在诗歌艺术发展史上，不论中外古今，每一次成功的、创造性的艺术变革和艺术发展，都无法离开这样一条法则：那就是运用全新的观念意识和思想武器，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规范作全面的“扬弃”，对传统的文化内涵作创造性的“误读”。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更是历史地遭遇了相对滞后的民族文化发展形态与突飞猛进的时代文化潮流间的“文化鸿沟”、“文化裂谷”地带。要试图“填充”这样的“鸿沟”与“裂谷”，就必须既不能满足于继续沉迷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幻象，又不能简单地倾心于对时代文化的“捕风捉影”，他们必须在深沉的思索和严肃认真的价值选择后，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自我精神现实的“支点”。否则，他们的人格与诗格同时进入空前的尴尬境地而不能自拔。这个“支点”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文明的一切手段和方式，全面消解本民族传统文化模式，这是一次极其残酷的文化自虐举措，但是，必须经过这样的“自虐”与“消解”之后，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才会有机会获得艺术创造的重大突破与文化更新的全面实现的可能。当然，这同时就是重新追寻和构筑本民族生存现实和未来前景所要求的现代宗教精神的过程。这样的论断，并非笔者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在大量阅读和检视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实绩之后，作出的切实归纳和理论延展。
三、涅磐：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可能完成更大的艺术创造工程所必需的文化策略和精神境界
文学是一种先天地具备宗教质素的独特的人类文化活动方式。文学与宗教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互为拓展、彼此提升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各民族宗教间，在其文化传统中，更是密不可分的。普遍情况下，少数民族民间宗教经典亦是其民族文学精品，这一点，文学界和宗教界都是公认的。我们这里要注重讨论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诗歌（文学）创作已经经历了极大地偏离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之后，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重新面对艺术本体构筑，重新思考艺术真境创造之时，应具备怎样的精神品格和深层次的文化选择态度呢？在宗教与文学艺术不可简单割裂的恒定前提下，我们认为，在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领域内，要完成更大的艺术创造工程的历史责任，必将落到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肩上，而要责无旁贷地去实践这一伟大的文化使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在有意识回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反观本民族传统宗教意识、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的同时，必须尽快踏上如下两次精神大逃亡的征途。
首先，是从本民族较狭窄的宗教意识和文化视野下逃亡，将本民族原有的宗教观念和深层的宗教心理放到更广阔的现代文化视野下来观照。采取揭示它并远离它的抉择，使回溯过程变成更高更远的逃离过程。其实，在文化史学意义上，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严格意义上的复古是绝对不存在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必须正视这一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正视各民族文化转型的现实处境，正视自我精神叛逆与精神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目前，在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对待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认为描写了本民族的宗教仪礼、宗教活动、宗教氛围和一定的宗教心理揭示，就以为回归了民族宗教精神，我们认为，这样的宗教表现是浮泛的，不可取的，最终无法通过自身的艺术创造去逼近或重塑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宗教精神；另一种则根本无视本民族的文化背景，更谈不上更高更深层次的宗教内涵、宗教精神了。他们忙碌于现实时代文化的浮光掠影，迷醉于时俗时代时俗文化的复制之中，这两种方式都是我们真正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所必须摒弃的。
其次，是从现代科学文明不断时俗化的现实文化语境下逃亡，力图去企及更广阔的艺术生命空间，去获取更新更有活力的精神异质。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分析现实处境，理解时代文化时，不要随波逐流，机械、被动地应和时代文化热潮，而是在缤纷繁杂的时代文化景观面前，敢于沉静深思，用自己天赋的民族文化的“异样的眼光”透视喧噪非凡的时代文化，或者利用某些本民族优秀的思想方式和精神品格投射时代文化，用本民族独有的精神美质去照耀时俗文化。由此，才可能从文化差异的张力间获得空前的、独到的精神异质和艺术创造契机。
以上两次精神逃亡行动，对于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来说是势在必行的。但是，要真正自觉实现这两次逃亡，也非轻而易举之事，他们将付出非常巨大的精神代价，这是两次重大的精神罹难的自觉举措，是难能可贵的精神涅?行为。然而，也只有真正完成了这样的两次涅?过程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才会真正有机会拥有不断走向未来艺术创造世界的资格，同时，有契机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划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优秀篇章，这是我们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唤。
四、彼岸：抵达“艺术宗教” 的艺术精神指向
随着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叙述模式被声势浩大、铺天盖地的汉语文化语境所替代、掩盖或者挤向边缘，原有的，以母语为载体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元叙事”和“元宗教”也正逐渐走向没落或失效。少数先锋诗人们在经受了极大的精神痛楚和艰辛的文化历险之后，不得不背弃母语规范，笨掘而又毅然决然地进入了汉语文化的一切圈套和汉语诗歌艺术创造的独特领域。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在承受剧烈的精神冲突和灵魂痉挛的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成为本民族“元叙事”和“元宗教”的最后的送葬者。当然，他们想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意营构过程来保存那些“许多人都看不到的宗教和艺术里的精神”（康定斯基语）以便失衡的心理和精神可从中得到些许的慰藉与暂时的安稳。然而，无论怎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都必须尽快摆脱一切精神困境，担负起本民族新的时代历史、新的人文精神、新的生存支柱、新的人格魅力的“创道人”和“布道者”的使命。而这一“新道”的真正创立，我们认为，也只能通过艺术创造的方式来进行。
由于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依托、宗教境界以及宗教内涵。今天在社会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不断发生实质性变革之后，使原来赖以生长的宗教土壤日渐萎缩。面对这样的民族文化现状，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先天地具有能够将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美质和宗教理想转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质素投射进自己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实践中去，使其民族文化的“精气”和“元气”不断灌注到艺术本文的构成当中。在艺术实践中去努力创构一种超宗教范畴的、超宗教特性的、集民族文化精神美质与时代文化精神创造为一体的，全新的精神境界和崇高理念，我们暂且称这一精神理念为“艺术宗教”。对这一“艺术宗教”的建构，成为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对待民族精神遗产与时代文化整合过程中，唯一可行的方式和策略。换言之，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唯有艺术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和宗教精神最后的载体。我们试图通过对“艺术宗教”这一精神范式的呼唤来实现精神价值物质化保存的探索。
综上所述，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正处在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多元文化之间历史的断裂处。怎样填充乃至缝合这一文化裂痕？怎样在这一文化裂痕必然提供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契机上发挥出特殊的文化创造能量？怎样将“古昔的荣光”与时代的潜能融汇贯通，并为民族文化的重铸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等等命题，不容回避地摆到了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面前，如果无视以上一系列命题，那就无法在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领域获取卓异的创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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