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痛与作家之责――读《共和国告急》
按：好书不负少年读。本文是彝族年轻评论新秀杨荣昌发表在2008年2月29日《工人日报》和2008年3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的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现在转帖于彝族人网，希望读者和朋友们通过他的文字认识并走近这位很出色的年轻的彝族评论新锐杨荣昌这位好兄弟。
在当代文学越写越轻，愈发向世俗谄媚的今天，许多作家要么逃避崇高，躲进自我塑造的象牙塔里，玩文字游戏，要么对社会表象进行蜻蜓点水般的触及，以示自己的写作立场，而鲜有能真正触及体制病根及文化痼疾的。这是一种可怕的写作现象，文学描绘的应是人类的心灵，而非内分泌物，即使写自然界的花花草草，或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也要写出人心的向度和人性的深度，而不应该在无关痛痒的琐事上糟践才华。我惊叹有些作家，面对一个本应探究出深刻内涵的重大题材，却可以寥寥数笔，以嬉笑怒骂的调侃，将庄严消解于无形。其间看不到作家丝毫的悲悯与良知。
何建明的意义或许因此而凸显出来。这是一位以报告文学写作扬名文界的作家，从军的经历与哲学、文学专业毕业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一种敢碰硬的勇气，他似乎专找那些常人不敢触碰的难题，从《共和国告急》到《落泪是金》，从《高考报告》到《根本利益》，从《国家行动》到《部长与国家》，何建明如一位打遍武林无敌手的豪杰，一路绝尘而来，扬长而去。这些作品曾引起文坛一轮又一轮的广泛争议，也几乎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内著名文学奖项收入囊中。
《共和国告急》是“第一部揭露中国矿难内幕的滴血报告”，作者为获取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只身深入矿山采访，无数次与心狠手辣的黑心矿主周旋斗智，无数次险些成为煤井深处的冤死之鬼。经过九死一生的探访，在获取了大量真实数据和亲身感受了多场惨绝人寰的矿难之后，作家的鲜血在奔涌，怒火在燃烧，灵魂在颤抖，手中的笔在纸上奔突。他感到，不把这血腥内幕揭露出来，不向全社会发出拯救矿山，拯救地球母亲的呼号，则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子孙。《共和国告急》是一部饱蘸着作家血泪的作品，通过复述一幕幕骇人听闻的矿难场景，列举一组组令人发指的死亡数字，揭露一桩桩鲜为人知的地下交易，将这个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苍生都为之寝食难安的“大国之痛”戳露出来，文学的笔触融汇着作家的道德良知，喷涌着作家的激情热血。
文学艺术的两极美学分别是对真善美的褒扬和对假丑恶的鞭挞，何建明握紧历史的脉搏，立于时代的风口浪尖，始终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报告文学在对这两类主题的呈现中，可以说各臻其妙。《根本利益》的主人公梁雨润是一名纪检干部，因为此书的获奖并引起轰动，中纪委曾向全党发出向他学习的决定，使他成为一个时代共产党员的楷模形象。而何建明在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作品中，也决不停留在表层作隔靴搔痒状，而是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向政治内部的体制弊端，多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实主义”一词在这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时髦理论风行的当代文化界，变得有些复杂和暧昧，好像现在谁推崇现实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文学队伍中的“泥腿子”。其实，文学的社会性和审美性都应集中于对世道人心的探求，力求塑造高尚的心灵，不能以题材和风格决定其艺术品质的高低，标榜崇高可使人从善如流，揭露批判则能“引起疗救的注意”。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走的是坚定的现实主义道路，《共和国告急》写作至今已十余年，但矿难仍层出不穷，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电视新闻里频频报道的瓦斯爆炸和黑煤窑事件，将一个国家的资源开发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笼上一层浓黑的乌云，而在官方公布的数字后面，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可能是官商勾结的权钱交易，可能是非法矿主的罪恶黑手，可能是罹难者去世前的垂死挣扎，也可能是其家属生不如死的恸天之悲。掩卷沉思，心久久难以平静。
附：《共和国告急》何建明著，本文所论版本为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5月版）
/ Recommendation
/ Reading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