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之路：彝族当代诗歌的精神轨迹

    彝族诗人是多民族作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他们站在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冲突互汇的焦点上，以充满神启的思维和异样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守望传统、呼唤神性和探索灵魂高度的精神轨迹，丰富了汉语诗歌的世界。

 

    彝族诗人是多民族作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在当代文学的星河中，如璀璨的星辰，散落于滇、川、黔诸省的土地上。他们大多自小与山水为伴，沐浴于自然的灵光神韵，受袭于民族传统文化之因子，及长，在现代性潮流的漫涌裹卷中，走出群峰手臂的牵挽，外出求学或闯荡。独特的知识承传和人生经历让他们获得返观自身的多重视角：对自然童蒙经验的深情回眸，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热情礼赞及对其在社会变迁中遭致异化的忧伤叹惋。《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本文所引内容均出自该书）汇集了活跃于当代诗坛上21位彝族诗人的诗歌作品，其内容的驳杂、思想的深邃和精神的纯粹显现出丰赡的审美元素，给诗坛提供了一个观察彝族当代诗歌有效范本。

 

 

    家园永远是诗人灵感的策源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身份的彝族诗人，他们在走出大山怀抱，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会自觉地承担起阐扬本民族古老文化和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任，扮演着沟通古今、传达神谕的信使角色。迥异的文明形态给他们提供了审视自身的机会，其中对传统的守望，对家园的回眸，成为他们普遍的文化策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对具象化家园的聚焦。彝族当代诗歌常以土地为母本，通过营造“火塘”、“石头”、“女人”、“索玛花”等意象，抒写人与自然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愫，表达诗人对和谐自然与美好家园的眷恋。如倮伍拉且的《我的思想与树木庄稼一同生长》：“……面对着南方的大海北方的雪原/我的声音空空荡荡的声音里/却没有一点点快乐的音调/其实欢乐也一样哭泣也一样/只有在大凉山我才能够真实的表达和歌唱/从平坝到山梁/从冬天到春季/穿过密林走过峡谷/雨水和雪花润泽我的身躯我的灵魂/我的思想/大凉山广袤的土地上/我与每一棵树木每一棵庄稼一同生长”诗人的思想只有依托大凉山的“平坝”“山梁”“密林”和“峡谷”，才能与“树木”“庄稼”“一同生长”，相反则是“面对着南方的大海北方的雪原/我的声音空空荡荡的声音里/却没有一点点快乐的音调”，在对自然物象的表现中，建立人与万物之间隐秘的内在联系，赋予诗歌一种石头般坚硬的品质和大地般宽阔的特征。“火”也是彝族当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火塘、锅庄、木炭等在彝族人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火让人类反抗袭击，获得健康，找到光明，抵制黑暗。吉狄马加的《彝人谈火》、普驰达岭的《木炭 彝人》和倮伍拉且的《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等都将火作为力量、激情与民族化心理的象征，反映出彝族人精神深层的火图腾崇拜和偏于阳刚的民族性格。相反，在对格桑花、索玛花、荞麦花和白雪等柔美意象的倾力书写中，又展现了这个民族多情的一面。阿苏越尔、霁虹等人的诗歌，通过对村庄、自然默然静视的描写，在遐想天边的流云、注目移动的羊群、抚摸苍老的山岩、远眺奔逝的江水中，以呢喃细语抒发了一个彝人对温暖家园的渴望。

 

    第二层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呈现。家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去那个生长于斯的衣袍之地，可以延展为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心理指涉。彝族诗人在多重审美视角的观照下，通过比较建立起的文化自信，成为他们致力张扬的集体意识。吉狄兆林的《诺苏》：“风要我黑，我就黑/我的黑，和火塘边的锅庄的黑是一个妈生的/我不说/我是死了，要用火烧掉的人/雨要我白，我就白/我的白，是绕山的游云白给太阳看的那种白/我不说/我是死了，要葬在那山顶的人/为什么我的眼里不含泪水/因为我的名字叫诺苏”诗歌采用了黑白两种对比的元素，显现出彝族群体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尤其最后一句对诗人艾青名句的改写，使诗歌的整体精神上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阿卓务林的《阿卓务林》，在罗列了自己一连串汉名、乳名、外号之后，认为“这些名字/都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毫无创意，一点也不像/活生生的我。但阿卓这两个字，我一直把他视若/不可转让的传家宝，因为它曾是我祖宗的名字”。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名字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标识，固守着自己颇具民族色彩的名字，也就意味着守住了民族文化之根，这种文化心理在他的《西朵拉达》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吉狄马加的《自画像》：“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痛苦的名字/我美丽的名字/我希望的名字/那是一个纺线女人/千百年来孕育着的/一首属于男人的诗……”，诗人在对民族母体本源作了反复陈述之后，发出炽热的呐喊：“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流露出强烈的民族心理意识。同时，阿诺阿布的《慕俄格》和阿库乌雾的《口弦》等，从不同角度对彝族的历史、民俗作了倾情回顾，弥漫着对历史的反思眷恋，寄寓着浓郁的民族情结。

 

    第三层是对失落传统的深情缅怀。文化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决定其在交融过程中必然导致失衡，确切地说，是在以汉族强势文化为主体的浸入之下，彝族文化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异与倾斜。作为这个族群中的“现代毕摩”，彝族诗人因此而产生的心灵阵痛无疑是最强烈的，他们一方面知道文化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一方面又为日益失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痛心疾首，黯然神伤。他们企图以诗歌唤醒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留住关于它的点点滴滴的文化记忆，同时也思索自己民族在漫长历史流变中所经历的苦痛，苦苦寻找它最终的出路。吉狄马加在《失去的传统》中敞开了这份忧伤：“好像一根/被遗弃的竹笛/当山风吹来的时候/它会呜呜地哭泣/又像一束星光闪耀在云层的深处/可在它的眼里/却含有悲伤的气息/其实它更像/一团白色的雾霭/沿着山岗慢慢地离去/没有一点声音/但弥漫着回忆”，在《被埋葬的词》中，他一路探秘，因为“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那些最隐秘的符号”。这是民族先知先觉者的造型，这份沉重的忧伤值得每一个诗歌写作者来体悟。坚守传统，在与其他文明的融汇中找到和谐共生的路径与方式，是诗人致力追求的方向，所以在他们的精神深处，这样深情的赞美着故乡：“没有一把匕首，能够解剖大乌蒙赤裸的思想/男人回到不饮自醉的故乡，在高原腹地/放牧群山。即使贫穷一生也懒得向富贵低头/站在高高的顶峰，让大江大河从脚下流过/静听一次心跳，却不会因失败而后缩半步/这就是大乌蒙，永不弯腰的大乌蒙”（李骞《大乌蒙》）。在鲁弘阿立笔下，诗人甚至宁愿“用骨头做成天梯”，也要去触摸那座“白云当披毡，狂风当马骑”的“遥远的鲁弘米尼宙”，以一名殉道者的决绝姿态执着地守护着传统和家园。

 

 

    “……太阳的高度是阿达的/大海的宽度是阿膜的/雄鹰的速度是天空的/锅庄的温度是彝人的/太阳，请带上彝人千年的荣耀吧/月亮，请把远古的眷恋叠成翱翔吧/雄鹰，请将毕摩的祈祷带给天菩萨吧/石头，请将彝人矗立成天空的高度吧/直眼人从高度俯视/我的忧伤飘在风里/我的快乐躺在云上”这是普驰达岭《石之语》中的片段，彝族当代诗歌中常有这样的“问天”之语，祈求与天对话的精神指向，凸显着强烈的英雄气质和神性情结，使得他们对翱翔的山鹰充满了仰慕，渴望能与鹰一样，在天空舒翮腾飞。彝族是个崇虎尚黑的民族，如果说诗歌中“虎”是力量的展示，那么“鹰”则是自由的象征，是能与天对话的使者，因此诗人总是在雄鹰身上寄予着自己太多的情思与希望。玛查尔聪《鹰影背后》：“彝人的迁徙是神鹰的一个背影/仅仅是一个古老神话的启迪/把悲壮的历史书在鹰翅上/于是在彝人居住的地方/常常有鹰的影子”，这是关于彝人迁徙与鹰的传说，“闪电中的那滴精血/繁衍为一个古铜色的民族/在鹰的意识中生活/在鹰的执着中奋进”，这是彝人与鹰内在气质的联系，而“鹰影的背后/是一条剪不断的脐带/连着祖先的血脉/连接传统彝人的固执/扶摇青云的瞬息万变”则是彝人与鹰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血脉关系。在他的《翻读云中的鹰语》中,“鹰语/是太阳滴落的精血/落在哪里都是真实的颜色/飞到哪里都是顽强的模样/让土地怀孕/让人类安详/鹰语/以飞的形式/在雪亮的高原/织编着五彩的巾幡/画着羌藏彝人的希望/……读得懂鹰语的都是高原的子孙/他们都是在翻读鹰语中长大/在翻读鹰语中成熟/鹰语是高原人的骨头和血液”，更深入地将山鹰当作传播生命的母源，甚至是彝人生命与精神的化身。此外，阿库乌雾的《雏鹰》，普驰达岭的《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等，在飞禽上都倾注了自己特殊的思想与情感。

 

    彝族当代诗人的神性情结还表现为对历史精魂的吸吮，以及灵魂不灭的超脱观念。李骞的长诗《彝王》，叙述了“彝王”所经历的筚路蓝缕、风雨兼程、茹毛饮血的生命历程，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形象写照，在神话传说中，隐喻了人类的惊天伟力和勃发的生命激情。俄尼•牧莎斯加的《白色狂想曲》，诗人在对满世界白色的逼视狂想中，灵魂随着“白色的精灵”在时空网络间纵横，在生命轮回中重生，在人间世道上穿梭，最后，与“身后多难而深情的人民”，“站立成圣洁的诗篇”，随着圣使，诗人阅遍人生浮世悲欢。毕摩的祭天仪式也是彝人与天对话的重要方式，普驰达岭的《颂词与玛纳液池有关》，沿着毕摩祭神的颂词，走进人神一体的世界；阿堵阿喜的《解咒十四行》，在智者敲响十面古旧的羊皮鼓来启开“一张中咒而失语的嘴”时，每一面鼓均充满神谕，唤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最终，“当十面古旧的羊皮鼓被依次敲响，火光中一张模糊的脸逐渐清晰起来”，神秘的仪式充满了宗教般的庄严与肃穆。

 

 

    诗歌是灵魂的裸露，尤其在这样一个日益鄙俗化的社会里，人们以解构崇高、消解苦难为乐，真正触及灵魂的写作显得异常的奇缺和可贵。在《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选》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彝族诗人们孤绝探索的身影，他们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包袱，在遭受多重文化的挤压中，仍顽强地守护着心灵的那一方圣洁，以饱含浓郁民族心理和特质的语言，充满大地品相与本土经验的词汇，丰富着汉语诗歌的伟大传统。他们的诗歌虽然很少有宏大叙事的热情，但也在不自觉地抵制着琐屑与平庸的平面化叙述，紧紧扣住灵魂纠缠的主题，不断地向着极高极远的无穷之境飞升，逼得读者不敢忽视它的每一句话语或每一个字词。

 

    诗人的这种灵魂探索，表现为对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倮伍拉且的《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风的声音水的声音鸟的声音/所有声音都隐退到了时间的背后/那样一个时刻常常降临在黄昏时分/我常常在那样一个时刻/陶醉于树木的形状/树木的纹理/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从树木的形状和纹理之中/看到我的父亲母亲的影子/看到我的爷爷奶奶的影子/看到我的祖先的影子/看到我的影子我的还没有出生的子孙的影子/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泪流满面/黄昏渐渐溶解在夜幕之中/风的声音水的声音鸟的声音/所有的声音浮出时间的水面/我满面的泪水/与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时间的水流静静地不息流淌/我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与自然界的亘古不变相对的，是历史的变化，历史的线条贯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智者的造型对自然物象“树木的形状”“纹理”进行观察和凝视，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在其间游移，而他把具体的、碎片化的事物一一缝合到历史的大气场中，便在瞬间获得了某种启迪和感悟，油然生出历史深邃而个体渺小，历史丰富而个体苍白的复杂感慨，使得“那样一个时刻我常常泪流满面”。在倾心聆听“时间的水流静静地不息流淌”的时候，达到“我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的境界，从而让感性的诗歌表述上升到理性哲学思辨的高度。在彝族人的文化心理中，自然是衍生万物的起源，是一个博大而值得膜拜的存在，大自然的律动往往能激起诗人深刻的理性思索。这亦可视为诗人家园意识的延伸，除了必须的生存需求而向自然索取外，更多是对自然怀着一份谦卑与敬仰。霁虹和沙马的同名诗《火葬地》，均选取了彝族人火葬之地为叙事焦点，在那个关乎肉体消亡而灵魂超脱的场域，一切关于生命的意义皆有了被思考的可能，因此在柏叶的《阿琪的奶奶和爷爷》里，借“爷爷”和“奶奶”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去世后“阿琪”的默默想念，重申了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何为因果报应，何为天道轮回。鲁弘阿立的《我是被火焰过滤的灵魂》，沙马的《他们在天空中低语》、《黑夜容易察觉人们的脆弱》等，在灵魂探索上均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维度。

 

    千里彝山民风淳朴，图腾繁复，源自远古的民间文化千百年来一直喷涌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彝族诗人们站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互汇的焦点上，以诗歌呼唤神性，飞翔审美想象，在对民族心理的展示中致力挖掘本民族丰富的审美内涵，表达彝族人独特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探究天人关系及舒展性灵的言语表述中，以充满神启的思维和异样的言说方式，构筑自己孤绝的诗歌叙述立场，探索诗歌在这个愈益物质化的时代所能达到的灵魂高度，呈现出一块异质存在的诗歌世界。 

 

    杨荣昌，男，1982年7月生，云南省武定县人，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兼及散文写作。系云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代表、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新文坛》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