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热雪》:一部诺苏人的命运交响曲——读傥城稻香长篇小说《凉山热雪》

　　“天色向暗，纷纷扬扬的雪花继续在飘落，山野变得一片柔和雪白。”

 

　　读完傥城稻香的长篇小说《凉山热雪》结尾的这句话，我眼前浮现了两个诺苏汉子的高大而模糊的背影：父亲加布和儿子雪儿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凉山深处积雪的山路上，在风雪中背影终于消失，他们的脚印也被大雪覆盖。正如苏轼诗中所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个民族亦如飞鸿踏雪，那些过往的痕迹很容易被消融掉。

 

　　《凉山热雪》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通过对加布、雪儿两代人命运的描述，寄寓了作者对凉山彝族——自称“诺苏人”这个被许多人看来不无神秘的族群命运与困境的关怀。

 

　　小说而非纪实类文学作品，必须要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但古今中外优秀的小说都是由虚构的人物、情节而组合成一种可能比历史记录生动得多的历史场景。这便是艺术化的真实。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骁勇耿直的父亲加布、慈爱坚韧的母亲娥嫫和倔强聪慧的主人公雪儿，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无一不带有深深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如果不是对凉山彝族的历史以及现实社会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写出这样一部堪称“凉山彝族风俗志”的小说。

 

　　如果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也可以说这是部励志类文学作品，它描绘的是父子俩要改变命运而不屈不挠进行抗争的历程。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不甘命运的摆布而奋起抗争，这是文学的母题，从古到今不同民族这类作品举不胜举，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以及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不同，其抗争的路径和结局往往迥异。

 

　　以《凉山热雪》为例，加布和雪儿父子俩与命运的抗争过程和方式，是凉山以外的人特别是同龄的汉族青年难想象的。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就对这个民族有过记载。但时光好像在凉山彝族身上停滞了，直到民国时期，他们还承袭着千年以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自然也承袭着相应的集体心理。到了清代，朝廷改土归流的政策也在这块土地上遭遇失败。甚至凉山以外的彝族精英，也接受了汉族青年改变命运的方式——通过读书考学当官或从军立功而当官，民国时期云南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龙云和卢汉就是这样的彝族精英。可凉山深处的诺苏人还依然故我，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作为弱者他们为了维护自我的主体性，顽固地抗拒来自“汉嘎”（诺苏人对外界族群的称呼）种种“文明”的诱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布和雪儿的抗争多了些沉重而辛酸的基调。社会等级森严的阶层划分、姑舅表亲之间的内部通婚、娃娃亲、各部落和家支之间为争夺财物和生产生活资源血腥的战争……这一切是套在诺苏人脖子上的桎梏。大多数人对之逆来顺受，少数人如加布、娥嫫和他们的儿子雪儿进行了反抗，但与一个族群延续千年的文化制度相抗争，风险是不可预知的，代价可能大到难以承受。

 

　　少年时父母双亡的曲诺娃子和黑彝主子家的阿加娃子娥嫫自由相爱，但他们不能成亲，因为两人的阶层是不一样的，要弥补这种阶层差距加布必须要敬奉给娥嫫的主子一大笔财物。他们不得不冒着被发现后挖眼割鼻甚至处死的风险逃婚。他们逃过了金沙江，经历过千辛万苦之后，最终在热雪村定居下来，然而仇杀如影相随，是他们难以摆脱的梦魇。

 

　　如果大的时代背景没有改观，加布的抗争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一个人的抗争结局如何，除了个人的禀赋和运气，最关键的是他这种抗争是否和时代潮流合拍。当共产党在凉山深处建立了新政权后，诺苏人旧的社会秩序在从未有过的外力作用下不得不改变。加布逃婚时曾遭遇到那些比雪山还难翻越的障碍，被新的力量摧毁了。然而，一个族群的社会转型不可能完全凭借外力一夜之间完成。与命运抗争成功的加布，又开始用旧的习俗来左右儿女的命运。新政权号召诺苏人送孩子去新式学堂上学，却被视为去做“汉嘎”的娃子遭到抗拒。幸而雪儿幼时因为火灾导致手掌残疾被父亲用来“充数”，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家支之间利益结盟，雪儿童年时就和舅舅家的表妹订了娃娃亲，表妹上门做了多年童养媳。从乡村小学到州立中学，然后到中央民族学院，傥城雪儿凭借巨大的外部助力——远远大于诺苏内部习俗的政府体制化力量，得以逃出父辈对他命运的安排，去北京读完大学回到凉山，并如汉族女同学结婚生子。而他个人抗争成功留下的后遗症，却只能让还留在凉山深处的父母来承受。悔婚在诺苏人里面是近乎十恶不赦的罪行，父亲加布因为儿子的悔婚让他在熟人社会里丧失了曾有过的道德优势和个人威望，而且和妻子娘家稻香家支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厄运接踵而至，加布最终惨死在劳改场里。

 

　　小说的结尾是大团圆式的，当了州长的雪儿在辖区巡察工作，行至舅舅稻香家支所在的村落旁遭遇车祸，被稻香家支的人营救。面对当年被自己退婚的表妹和已是风烛残年的舅舅，雪儿百感交集，地位的悬殊和时光的冲刷，过去的刻骨仇恨自然不复存在。

 

　　然而，这只是雪儿这样诺苏人幸运者的故事。今天，诺苏人又遭遇了新的困境，刚刚从奴隶制走出来一个甲子的族群，又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彝族青年特别是凉山深处诺苏青年对工商社会的适应能力明显不足，是堕落、被淘汰，还是如本书主人公雪儿那样获得涅槃一样的转化？这个宏大的命题还需要本书作者持续关注。

 

　　本文发表于春城晚报2015年04月05日第A206版：悦读周刊·读门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