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显宏:晚报缘,留下足迹岁月长
作为一名小地方的基层写作者,我与《春城晚报》的情缘已绵延四十载春秋。尽管我的文字在晚报上发表的不算多,但我坚持读晚报、写稿、投稿已有些年头了。每一次作品在晚报上露脸,均令人欣喜若狂,文友同事羡慕不已。二十年前,我的一篇题为《动物畸形——环境污染的标志》的文章,还荣获了第八届通讯员好作品二等奖呢!
说起来,我给《春城晚报》写稿的起步比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最早的一篇是1984年春,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在矿山成立“煤海文学社”,编辑印刷《星星》社刊的新闻。那时我在楚雄州吕合煤矿职工医院工作,业余时间,热衷于小说创作,同时也写政论、故事、新闻、通讯与医学科普文章。当年我还有一个众人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给《春城晚报》投稿不需帖邮票,只需把信封右上角剪去一个角,能看到里面的稿件,然后写上邮资总付X号即可。现在还记得《云南日报》是昆邮资总付第1号,《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是第2号,这对我们一线作者写稿、投稿的热情是极大的鼓舞。
那些年,给《春城晚报》写稿、投稿的点点滴滴,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88年的夏天,我到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一期艾滋病防治培训班,那时人们对这类传染病知之甚少,而在我省边境德宏州的注射吸毒人群中却感染了百余例之多,我深感责任重大,于是赶写了一篇科普文章:《艾滋病——人类的新瘟疫》,装入信封准备投《春城晚报》,可惜在街头等公交车的时候,装着稿件的皮包被小偷偷了。其实包里没有贵重物品,就只装着我们“煤海文学社”的几本刊物,可惜的只是精美的皮包和我那还没有寄出去的稿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半个月后,当我培训结束回到煤矿时,竟然发现那篇稿件已在《春城晚报》的“科学天地”版刊登出来了,欣喜的同时,又让我感到这小偷十分的可爱。
内容为王,读者至上,《春城晚报》始终注重与读者的互动,倾听民众的声音,不断创新办报理念。1993年,我有幸在晚报开办的一个名为“生活档案”栏目中,发表了《显宏生活档案》一文,坦诚公布了自己的收入、存款,日常生活消费及人情往来、应酬等一系列开支情况,让读者耳目一新。这个栏目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净化与提升。而如今,这一切均属个人隐私,编者与作者或许也难以再有当年的那份勇气与担当。
改革开放年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95年,我们吕合煤矿有个叫张治东工人,在与一位矿领导闲聊时无意间提及了某地某工程的建设情况。恰巧此时,矿山的十几台从前苏联进口的“克拉斯”剥土车闲置,正愁着“找米下锅”呢。结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促成了我们吕合煤矿的一次重大对外承包工程。事后矿领导在中层干部会议上表扬了这位工人,还特意奖励了他三千元作为报酬。那年头人们的思想观念普遍保守,“市场经济”还未深入人心,三千元已是一个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对如此“不劳而获”的做法,一些干部议论纷纷。我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写下了《提供一条信息,获三千元报酬》的新闻,投出去后却只有《春城晚报》敢于发表,在我们三千多人的矿山一时引起轰动,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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