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我的死

　　我周岁丧父。这当然属于不幸。要是父亲健在，在他的关爱、教育和影响下，我的人生完全可能过得更顺当、更有出息、也更有趣。但也很可能因为他的溺爱、干扰和拖累，过得更糟糕、更没出息、也更无聊。所以，长大成人后，尤其是在自我感觉比较好的某些时刻，我总以为，周岁丧父其实也未必就是件不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也会觉得自己相当于做了一道证明题，证明了一个人的成长不要父亲也是可以的。

 

　　但我始终还是忘不掉小时候为此伤心、难过、委屈得喊天的那些情景。那些情景实在糟糕，起因全在我那倒霉的父亲。我那倒霉的父亲年少时过的也是孤儿寡母的苦日子，十四岁就开始当家理事，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挣扎积累，好不容易熬了个出人头地，碰到改朝换代为活命只好见风使舵、散尽家财谋了个举举手就有饭吃的闲差，以为就此可以平安到老、甚至惠及子孙，没想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倒也还算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风云又起、犹如泰山压顶，加之内心孤傲、无法消受那无端的侮辱和伤害，才吃四十四岁的饭就草草了结了自己。可他眼睛一闭，不睁，死了，却把霉运通过一个所谓“奴隶主”的家庭成分病毒般传给了同父异母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以及作为后娘的母亲和后娘的儿子我。

 

　　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们或许因为怀念，尽管被那个倒霉的家庭成分害得都比我更直接、更严重，表面上很低调，内心深处还是常常以父亲为荣，偶尔似乎还曾因为那种荣耀被我分享有些不悦。我却无以怀念，也不觉得分享了什么荣耀，有的只是悄悄的固执的埋怨和蔑视。这种埋怨和蔑视当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母亲就总是鼻子酸酸地尽力掩饰或者说刻意美化他，甚至会为此不惜把自己的功劳也转让于他：约当两岁时，我曾险些夭折于麻疹，全靠伟大无私的母爱得以化险为夷，母亲却把那归结为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五六岁时，随母亲在大人们“刀耕火种”的山坡上玩耍，乳臭未干的我又差点葬身火海，全靠母爱的无私伟大再次死里逃生，并在右脚背上留下人生第一块永久性疤痕，母亲还是把那也归结为了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说得还都就跟亲眼所见般肯定。

 

　　母亲这样说的次数多了，再加之逢年过节的祭祀和村子里偶尔有人病痛时偷偷摸摸进行的那些驱鬼辟邪之类“迷信”（诺苏巫术，“文革”期间被禁止并获此笼统贬称）活动的影响，慢慢地我也就开始糊里糊涂地信神信鬼，也朦朦胧胧有了些死亡意识，一想到没了我的这个世界，阳光照样明媚温暖，山泉照样潺潺流淌，小鸟照样啾啾鸣叫，炊烟照样袅袅升起……一种羞于、也难以表白的恐惧就总是挥之不去。

 

　　童年伙伴兼小学同学扭惹晓东、石渣此基没我这么倒霉的经历，而且晓东的父亲是生产队长、此基的父亲是大队书记，都是当时红运当头的头面人物，但他们好像也都不同程度被这种恐惧困扰着，也都相信各自已故先人的灵魂看不见、摸不着但肯定存在并以某种“神”的方式庇护着后人，而这些“神”面对外人时却又会变成阴森可怖的“鬼”，唯有苏尼毕摩才可能知道怎么对付或安抚它们。放学路上、找猪草时，我们常常在闹闹嚷嚷的嬉戏、玩耍之余，就这些话题不厌其烦地进行自以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虽然不曾形成文字并以联合声明之类繁琐形式公之于众，我们幼小然而生机勃勃的心灵王国却就此种下了“祖灵崇拜”的种子，若无意外，将在历经若干岁月的风风雨雨后变得郁郁葱葱，为我们的人生源源不断地提供原始、清洁的精神能量。

 

　　“倒霉鬼”父亲于是慢慢就在我的心底获得了“平反”，成了“神”——他曾经属于的那个系统若干年后也给他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发来聊胜于无的一点抚恤金。“平反”了父亲以后，我好像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开始经常性思考“死”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确实还有些沉重的问题，并在八岁左右时，第一次有意识、近距离感受到了真实的死。死者是我的大姨妈。

 

　　大姨妈家住在数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得到她病重、临死的消息后，同属一个公社、相距不远的二姨妈和母亲便各自找生产队长哀求得几天假、带着二姨妈家的一个哥哥和我（我俩时逢寒假）赶了去。我们去的时候，记忆中那个尽管也被所谓家庭成分问题严重困扰却因生性乐观动不动就总是朗声大笑的大姨妈已奄奄一息躺在火塘边的病床上，但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仍旧只是昏迷一阵又醒来、昏迷一阵又醒来。据说当地那个特别通情达理，自她病重以来一直顶着某种压力、允许她均已成年、都是社员了的两女一儿轮流陪护的生产队长都已颇感为难：作为人，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作为生产队长，他又有点害怕那些“政治觉悟”过高的社员指责或上告。其实，眼看她被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得不堪忍受的样子，无论亲人还是那些出于生命之间的怜悯天性经常从“战天斗地”的百忙中抽空来看看的好心肠的乡邻，都已做好接受她死亡的心理准备。在她本人内心深处，应该更已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发病之初她就对儿女们说过，自己这次肯定不行了，不必再为救她而使本就困难重重的家庭雪上加霜；病重以来，儿女们实在不忍心看母亲那么痛苦多次提出做做“迷信”，也都被她拒绝；最后几天，断断续续的清醒时间里，她所说的那些朴实而又动人的话语，即便还很小，我也能听出，那都是些深思熟虑的临终遗言。

 

　　终于就到了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由于连续熬夜都已疲惫不堪的人们，有的胡乱挤在她家不多的几张床上，有的干脆就坐在火塘边抱着双膝埋着头眯会儿眼又抬抬手往火塘里添添柴很有耐心地细数着公鸡鸣叫的次数等待着天亮……奄奄一息的大姨妈突然推醒靠在身边也许正在梦见人生路上曾经那些有大姐相伴的美好场景，也许正在梦见因超假被扣了工分、少分了口粮的两个妹妹，然后又环顾了下四周，很清晰、也很平静地讲述了她刚做的一个梦。她说她梦见了包括姨父在内的一些早已不在人世的长者，他们在马背上招呼她，叫她一起上路。而那年头，一个个的人们全都只是属于生产队集体的一个个“人口”、自顾不暇，作为“牲口”的马（曾经的诺苏彝人活着离不得马，葬礼仪式上还要为死者的灵魂也准备一匹马；对于他们，马就不仅仅是牲口，更是一种自由精神的象征），因为实用价值远低于饲养成本，早已被“生产队集体”淘汰出局，由随它消失不见。所以，相继醒来的人们似乎全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然后又似乎全都因此预感到她的灵魂即将离开身体从“史姆额自”（人间）跟随已故亲人的灵魂去往“史姆额哈”（诺苏彝人传说中的天国或神界），去见“恩体古兹”（主管诺苏彝人生死的天神），最后回归灵魂的故乡“孜孜濮乌”（始祖笃姆阿普的葬身地）。男人们一个个压抑着呼吸或蹲或站，好像在等待什么奇迹出现，又好像很担心惊扰了什么。女人们则已经忍不住，低声哭泣着、诉说着她曾给予她们的爱和善意，围到了她身边。整个屋子于是充满了一种悲伤而又安详的神秘气息。就在这种悲伤而又安详的神秘气息中，大姨妈轻轻一偏头，完成了她的死。

 

　　大姨妈的死当然使我悲痛，但这种悲痛退一步想，其实也是一种训练。也正得益于这次训练，我对死亡的恐惧缓解到了比较正常、合理的水平，“祖灵崇拜”的程度却有所加深，同时开始相信人人都有个灵魂。独自一人、周围又非常安静的时候，就会依照胡乱拼凑在头脑中的鬼神形象，想象自己的灵魂长什么模样、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等等。这种时候，心底就会自然而然升腾起一种热乎乎的爱意，就算眼前轻轻晃动的是脏兮兮的一头猪、瘦骨伶仃的一只狗。就会觉得尽管难免一死，生而为人仍然是件奇妙的、值得高兴的事情。就会抬起头，痴痴地仰望着辽远深邃的天空，把偶尔飘过的白云想象成父亲或者父亲以上某位先人。当目光从辽远深邃的天空收回并路过我们吉狄家族火葬地所在那个山头时，眼睛就会有些酸涩，后背就会有些发凉，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在那里化成点点白骨、一缕青烟。

 

　　此后数十年间，我又分别以不同身份，经历、见证、感受了包括母亲、二姨妈、五个舅舅、两个姑姑、六个表兄、两个表弟、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个侄子、童年伙伴扭惹晓东和石渣此基等等在内的众多亲友，以及许多熟人和陌生人的死。这些死，有些属于所谓“正常死亡”（因病不幸去世之类），也有些属于所谓“非正常死亡”（非因病的主动或被动的死）。年轻力壮时，在那些葬礼仪式上，我经常主动或接受安排，参与到诸如宰牲、砍肉、敬酒之类具体事务中，也抬过遗体；后来有时人手不够也还帮帮忙，但更多时候因年龄、因辈分、也因语言能力相对好些就扮演起了长者角色，总要煞有介事端坐于火塘边，主动或应邀，半彝半汉地说上几句。起初觉得这挺有面子，仿佛也在为全人类当中的后娘的儿子们争气，总能无知无畏地即兴发挥。渐渐地我却陷入了迷惑。因为面对“生存与死亡”这个亘古长存、常新的巨大话题，我语言能力的主要来源汉文化，于“生存”确实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于“死亡”却总是语焉不详或刻意回避，仿佛一提及“死亡”就会不吉利，就是对某种价值观的不尊重，或是对某种信仰的不忠诚；而给我长者身份、让我有资格和勇气发言的诺苏文化，以准宗教式的“祖灵崇拜”，确实可以实现对“死亡”的一种诗性解读，但对“生存”方面的关照却又显得苍白乏力。

 

　　我一直在努力。我首先想做并在自己的心灵王国率先完成的是：取消世俗舆论对死亡进行的所谓“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分，直接认定死就是死，不管怎样的死，无论谁的死，都是死，也都只是死。与此相应的是：人就是人，不管倒霉的、灰头土脸的所谓人下人，还是走运的、风光体面的所谓人上人等等，都是人，也都只是人。有了这个心理基础，我才终于发现，所谓世俗舆论，说它狗屎不如，它也就真的不如狗屎。也才终于有勇气把母亲的死说出来：母亲也是自杀的。若依从狗屎不如的世俗舆论，当然也属于所谓“非正常死亡”。开头一段时间我也曾经因此感到很悲哀，有人提及也总是尽量回避。直到有了这个心理基础，我才终于如释重负般抬起头来，骄傲地发现：我的母亲原来真了不起——一个人能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刻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那么自信、从容地完成自己的死（详情见《母亲的土地》），当然了不起。然后，我又进一步发现：凡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死，都充满一种尊贵和光荣的意味，都很符合人类“万物灵长”的身份；只有那些准备不足或未经准备的死，才是不幸、失败和耻辱，也才需要正常的人类社会（或族群）以舆论等方式致力避免。

 

　　恩重如山的母亲的死，终于也就只跟别的那些亲友、熟人或陌生人的死一样，成了一种训练。被训练的当然只能是灵魂。所以，若干年来，我一直相信我的灵魂已经足够坚强勇敢。有时我甚至相信，当身体变成遗体的一天，面对“恩体古兹”时，我的这个勇敢坚强的灵魂应该或必须要做的肯定不再是老旧的《指路经》所讲的那种战战兢兢的下跪，而是：或者直接把他PK掉，废掉他那个传说中酷似人间腐败衙门的天庭；或者坚持与他平起平坐，督促他早点移植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或者干脆当他不存在，自由自在往来于天地之间，有时与父母先人随便找个地方聚聚，有时飘飞至“孜孜濮乌”跟“笃姆阿普”聊聊天气什么的，有时又回到生我、养我、还葬我的老家吉狄火草儿或后代儿孙们临时落脚、找饭吃的地方，委托苏尼毕摩或亲自托梦告诉他们，无论正在经历着什么，都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灵魂。我就会有些飘飘然地感到：就这样老去，已经是英雄。

 

　　作为这样的英雄，当然无需聚敛钱财混得个满脑肥肠，也不必煞费苦心求取一官半职以装点脸面，也就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真正喜欢而且能做的事其实也没几件，也就有了许多的闲暇。许多的闲暇里难免寂寞，也就结交了许多同样寂寞、时常引以为豪的朋友。而且，由于机缘巧合，不劳烦父母也有了弟弟和妹妹：弟弟马克布，来自越西县，年少时曾浪迹江湖，浪子回头又考上了大学，还成了大学老师，还考取了米国那边什么福特基金，漂洋过海，硕士完了又博士，做的学问有用无用本人却不甚了了，好像只因为喜欢；妹妹吉克布，来自甘洛县，重庆大学美术系硕士，或许基因使然、或许由于自幼耳濡目染着古老神奇的毕摩文化，画出的画、写出的诗，曾有位笔名黑子的高人惊疑为神灵所赐，在她本人，似乎也只因为喜欢。有得起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弟弟、妹妹，我当然也很快乐。

 

　　起意写作本文就始于我们在传说中的“拉布沃卓”、现实中的州府西昌一次快乐的相聚——我从会理到西昌参加一位曾顺应时势躲过“文革”劫难、尔后还荣任过副州长、九十九岁高龄因病、经积极抢救、医治无效、作为某种“损失”、死在西昌某医院的伯父的葬礼，完了还要到攀枝花参与解决一位在攀枝花市米易县某矿业公司打工、年仅十九岁却因一场交通事故头部受重伤、不省人事躺在攀枝花某医院重症监护室已达数月、很可能成为植物人的侄孙与有关各方间久拖不决的医疗费及补偿赔偿等问题。最初的题目叫“像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就取自当时意在相互取乐的一句话：那日的西昌，还是那么的热闹；热闹得身为大学老师的弟弟马克布也只能不断地耸耸肩、不断地坏笑着、带着土里土气的哥哥绕来绕去好半天才找到个小声说话彼此也能听得清楚的休闲广场；也热闹得自视“英雄”的我手足无措、吊儿郎当和几个临时凑场的流浪歌手开着些俗而又俗的玩笑，好像很怕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看出是“英雄”而敬而远之；然后，我的妹妹就来了；然后，一粒鸟屎就神秘地从天而降、准确落在我正与妹妹相握的右手背上，把一次礼节性握手见证为了我们异姓兄妹圣洁、庄重的结义仪式（按诺苏“迷信”说法，那不是个好兆头，至少需要从五户或七户人家讨得些洋芋之类古老食物，找个十字路口燃起火堆，献祭有关神灵才能化解)；然后，我就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死（刚参加完一场葬礼，照例又在该葬礼上发表了一些有关“生与死”的自以为是的言论，耳边似乎还回响着别别波波的烟花爆竹声），想了一会儿，好像想通了，又好像糊涂了；再然后，突然就来了灵感并随口把它说了出来——“我们要扑下身子，回到坚实的大地，像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就仿佛此前我们一直住在天上。

 

　　期待中的掌声却没响起。我只好自己夸自己。鉴于正在经历的时代“英雄”已近乎“小丑”，干脆换了个词，宣布自己不是人，而是神——我以为“我”与“神”之间就差一道叫做“死”的手续，而办理这道手续又无需申请和获准，更无需拉关系、走后门、看谁脸色，提前预支一下也就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错误。此处终于有掌声。我傻笑着欣然接受，想象着我死的一天这些可爱的人们将会如何回忆起这些往事，感觉我们的灵魂也互动了起来……然后就是照例的美酒，照例的歌，照例万死不辞的快乐。

 

　　快乐着找到宾馆住下时已是次日凌晨。这时我才发现，快乐得万死不辞的那些时刻没敢轻易添乱的食欲折磨起人（毕竟还差那么道手续）来也很麻烦，只好坚持着爬起来找点水将就对付一下。边喝水边拿出手机想看看时间却看见好几个未接来电和一条短信：打电话的是个在老家担任着村长、说话做事总那么有条不紊的叔伯兄长，没有特别紧要的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着急地召唤我；发短信的是个侄女，没事儿肯定也不会深更半夜打扰我。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包围了我。翻出短信一看，果然有事：医生诊断很可能成为植物人的那个侄孙，快死了。

 

　　然后，我就赶到攀枝花，领教了一种完全超出既有经验的、丑陋得几乎不敢面对的死，被震撼得几乎麻木、几乎丧失灵魂，甚至斗胆怀疑起诺苏彝人（笃姆惹尔）代代相传的“祖灵崇拜”——怀疑它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

 

　　钢城攀枝花，比西昌热、好像也比西昌更热闹。在尤其热闹的那家医院的大门口，老家去的十几个族人和那孩子的父母、姑姑们全部集中在一起还是显得那么的孤单无助，再加上语言、服饰等区别，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都满怀期待看着我，似乎我真是个英雄或者神。出于一点虚荣，更因源自传统意识的责任感，在得知那孩子已死，已被送进停尸房后，尽管同样被那种铺天盖地的“热闹”搅扰得无所适从，我还是努力撑起了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同时要求他们也“果持”——就是坚持和挺住的意思。

 

　　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补充着，给我讲述了事情的大致情况：那孩子出事那天早上九点左右下班，晚上八点左右乘坐一位刚下班的同事的摩托在攀西公路垭口段与一辆成都牌照货车相撞，同事当场死亡，货车司机故意延误不少时间、经目击者一再劝告才报了警、随后被交警人车一并带走，头部重伤的他竭力呼救、直至昏迷、后由得到交警通知的所在公司派人送进攀枝花某医院重症监护室，持续昏迷已达数月，产生医疗费用共约三十七万，其中，货车司机当时拿出一万多，所在公司垫付两万多，经信访部门参与协调由保险公司先予执行保险金三十万，欠费约三万；后经当地法院判决，货车司机负主要责任（判刑两年，据说已在某监狱服刑，其所购车险最高赔付额却仅为四十二万，外加拍卖车款八万五千六百元，合计也就五十万零五千六百元），驾驶摩托的同事负次要责任（因出事在下班途中，被认定工伤死亡，有相应的赔偿款），那孩子无责（因出事时属下班时间，出行目的也不清楚，未被认定工伤，是否买有什么保险也不知道）；数月里，他们已先后五次（加本次）到此，希望在互让互谅的基础上与有关各方协商有关医疗费及补偿赔偿等问题，均未达成任何协议，有时就连该见的人也见不到，期间，可能考虑到“植物人”或将带来更多麻烦，所在公司曾派一李姓中层管理人员（协调部部长）带来现金二十万，要求孩子的父亲同意办理出院手续后签字领取，并表态——未尽事宜待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再行协商，孩子的父亲也感到孩子康复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仍然不忍心放弃，没同意；现在，人死了，该公司却表示此事纯属交通事故，与公司完全无关，一句客气话也没有。

 

　　给我打电话那个兄长也就代表他们、以及整个家族，把期望全部托付在了我身上——活生生的人一个就这样莫名其妙死了，再莫名其妙带回具尸体，不仅家属想不通，整个家族也没面子——他们都知道我除了是个教书匠，还是个“诗人”，但都不知道“诗歌”能有什么用，就觉得既然我经常操练着汉语文，就应该比他们更有办法和汉人打交道（包括他们通过“信访”等途径也都有所耳闻，但又都还不太了解和信任的“司法途径”）；他们还见过我带着一些来自攀枝花（物理距离不过数十公里）的汉族诗友在老家山上游玩的情景，以为通过他们的帮助，应该也能让那个财大气粗的公司改变下态度，给个公平合理的说法。

 

　　而那孩子的父亲（小我几岁）虽跟我是叔侄关系，但因姻亲间的一些矛盾在老家时基本上没怎么搭理过我，迁居数十里外的现址（买了一户汉族人家的房屋和土地）近二十年间也与我素无往来，所以有些难为情，加之数月来的奔波劳累及最终的丧子之痛，很少开口；那孩子的母亲也一直默默地蹲在一边默默地流着自己的泪，直到我问起，出于礼节才擦掉眼泪、勉强着站起来跟我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远房叔丈人打了下招呼，之后，就又默默地蹲到一边任随滚滚而来的泪水爬满脸庞；只有那孩子的二姑（当初引起姻亲间矛盾的那个侄女，比我年长，离婚后一直在娘家生活，本来指望着那侄子能多挣点钱回来、好好安个家，给她养老送终），显得特别的冲动（还有两个姑姑在场，此时已稍显平静，不时参与着意见），嘶哑着嗓子时而自顾自重复着“阿斯木子啊（怎么办啊）阿斯木子……”，时而又打起精神仰面大哭，质问老天的眼睛看不看得见人间这悲酸的场景，也质问先祖们的在天之灵究竟还能不能给后代儿孙指条活路。

 

　　看这阵状，我也只能打起精神、厚起脸皮，给所有我觉得也许能够帮帮忙的亲友和熟人都打了求助电话。那些亲友和熟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接到我那么正式的求助，或因缺乏那种现场气氛的感染或因确实各有难处，反应却都不如我所想象那么热烈干脆。我只好再打起精神，叫他们找出他们已多次联系的那位李部长的号码，克制着心情、以比较平静甚至略带戏虐的语气、坚持用普通话（对方是北方人）和他讨论了几句“人道主义”，建议该公司先从这个角度出发派员到场看看情况再说。对方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建议但自己无权决定，还需报请老板研究、批准。我，我们能做的事，只剩下等待。

 

　　等待很难熬，但也不乏些许的温暖。在这些许的温暖中，我请我们就近找了家小餐馆共进了低调、实惠的晚餐，随后又就近统一住在了一家几乎相当于量身定做的小旅馆。虽然房间里没有火塘，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临时的家，就像在老家那些葬礼上那样，喝着酒，说起了人类的生老病死；说起了有关先祖的种种难辨真假的传奇；还说起了各自最近都在忙些什么；我甚至还有闲心跟劝我顾惜身体、别再喝酒的侄女们开了开玩笑，说，咱们过去那些大裤赤脚的老祖先们啊，就知道骑马，没见过什么摩托哦、汽车哦之类的怪物，所以保佑不了现如今的咱们，咱们也不能怪他们，但是哪天我死了，见多识广的我的灵魂啊也许就能保佑你们这些晚辈啦，只是到时候啊你们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之前呢最好都记得先献上一杯酒、在浓浓的酒香中跟我通报一声……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天黑后，操普通话的李部长终于带着个助手，也带着少许歉意和两千块钱，屈尊来就。

 

　　酒精的刺激，加上那狭小空间给予的那种“家”似的安全感，晚辈们半彝半汉的言语间渐渐流露出一种近乎野蛮的骄傲，让李部长脸上那少许歉意也随之渐渐消失。待李部长略显尴尬地拿出那不太好出手的两千块钱时，在老家经常可以说一不二的那位兄长也很生气，认为那是在“开玩笑”。李部长只好一再要求他们不要冲动，把它递向他认为一直比较冷静的我。我没有告诉他，有从头到脚十几道各种疤痕为证，本人才是这伙人里最爱冲动的，而且此时此刻，其实也很冲动，冲动得恨不能踢翻些什么、砸碎些什么，然后跃马扬鞭、纵横驰骋于无边的旷野、直至马革裹尸、甚至尸骨不存……反而面带微笑，紧走两步接住，转过身用母语命令那个作为事主的侄子收下，然后又改用汉语地方方言提议大家一起去停尸房看看那个可怜的孩子。李部长面有难色。我又说，那孩子虽说是我侄孙，但从生到死都还未曾得见，你就陪我去看看，顺便也尽尽你作为一个曾经的同事或领导者的义务吧。李部长只好同意。

 

　　那家医院的停尸房设在地势较低的一个角落。那段长长的下坡路上，李部长一番有关民族团结的讲演后，又表扬了我的冷静。我也随口又用彝腔很重的普通话讲了句玩笑话，说，是啊，虽然只是个可怜兮兮的乡下人，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长期呆在偏僻边远的小山村（落户会理县城已经若干年，周末及假期基本都在城里晃动，经常对城里种种方便至极的日用品叹服不已，内心深处却始终以为自己不过是“寄宿”而已），但我一直冷静思考着全体诺苏彝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以及两个儿子和儿子他妈的饭钱。李部长似乎没听懂我的幽默，又似乎根本没听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就用极富职业素养的客客气气的一声“哦”，勉强应付了一下。我又半是自嘲，半是发泄地说，普通话确实很适合用来撒谎啊。这一次，李部长好像听得很清楚，表情显得怪异而夸张。我默默走着，感觉我们所受的训练不同，但都是训练有素的人，而在这短暂的交流中，我的底气可能更足些。李部长好像也有同感，走着走着突然回过头，换了语气，主动对我说，他也只是个打工仔，能够做主的就是些七零八碎的小事，但他当晚回去后一定会跟老板再好好反映下情况，争取有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诚恳地道着谢，握了握他的手，停尸房就到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种场所。不算有关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的电影、电视里见过的恐怖画面，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见到那么多人类尸体——并不宽大的一间屋子里，一共摆放着六具——除了那个身着诺苏彝装的孩子（平时没穿过，是母亲和姑姑们临时赶制、带去的），别的尸体都被装在一种似乎玻璃制品的汉式棺材里。家属们搂着、亲着那孩子的尸体痛哭起来。族人们也大都泪流满面。我却本能地在其肩部好像要确认什么似地抚摸一下之后就稍退两步，站在一边，默默观察起整个场景，并试图进行思考和总结——仿佛正在参加一场意义重大得难以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开卷考试——考题正是许多年来我已无数次论及的“生与死”，但因给出的材料过于怵目惊心，从身体到灵魂都有些麻木，心底里拼命想喊出的是“让世界充满爱”，头脑中反复闪现的却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一个管理员模样的人表情冷漠、还有些不满地拿着一份收费清单从里间（他们的办公室，朝外面还开有另一道门）出来要求签字，作为事主那侄子认为应该让公司代表签（上午把孩子尸体送进来并坚持按传统方式自行清洁和简单装殓时他已表达过这个意见，为此还跟该管理员争执过几句），又怕自己说不清楚，就把我介绍给了他。我只好中断“考试”，和他俩一起去找李部长（李部长和助手带着一种礼节性关切陪我们站了一会儿就退到了外面）。李部长认真、仔细审阅了一番，看表情似乎认为问题不大，结果又表示自己不敢签，即使签了也作不了数。那个管理员于是就态度恶劣地要求马上把尸体拉走。我以为作为公立医院的一个部门再怎么拜金也不应该如此鲁莽，忍不住就问了句，这停尸房是你私人开的吗？那管理员不屑回答，转身回了办公室。习惯“死者为大”的我觉得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作为事主那侄子却用母语肯定地告诉我，这停尸房就是他承包了的——可能是通过上午那次争执知道的。我只能心情复杂地感叹——低处不胜寒（将就李部长，用的是普通话）。李部长的心情可能也有些复杂，临走前又主动向我透露说，他们那个老板身家过亿、神通广大、一般办法对他可能都无济于事，但若能找个管得着他的官员出面说句话，情况也许就会改变。这一次，我感觉他说的是实话，虽然还是普通话，听起来却也充满了人情味。

 

　　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和信任目送完李部长，想着怎样才能找到那样一个官员出面说句话，看着那孩子的母亲、姑姑和族人们在管理员的厉声呵斥下退出停尸房，抹眼抹泪，再次陷入茫然——就这样把尸体带回家，尽早举行葬礼，良心上好过些，也许也比较符合那个饱受摧残的孩子的意愿，问题是不仅家属需要安慰、家族需要面子、那孩子本身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也需要体现，而把这所有问题加在一起，归根结底又只能落实成适当一点钱，所以在这钱或与这钱有关的说法一个没有得到之前就把尸体带回家，确实有些仓促；然而，继续把尸体放在这里，不仅良心要经受煎熬，那尸体也可能会腐烂得不可收拾，再加上每天必须的各种开支，如果到头来还是算不到多少钱，落得个人财两空，就更不划算——我鼻子一酸，愤怒着、悲哀着、无奈着，眼睛也跟着湿润起来。

 

　　族人们却还都指望我能尽快做决定。我只能努力说出我所预想的一些可能性，把决定权还给作为事主那侄子。他左右为难一阵，最终选择了“继续”并告诉我们，那些似乎玻璃制品的汉式棺材就是用来保存尸体的一种特制冰柜。我表示同意和支持，并要求大家为整个家族的面子，暂时都硬起心肠——疼就一刀疼，争取一次性了断。孩子的母亲、姑姑和族人们三三两两相互宽慰着回了住处。我又带着那侄子找到那管理员，了解了具体数额（最低收费每天380元，不足一天按一天算），指点他在那张收费清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尽管这过程就发生在“现代文明”的灯光下，尽管那管理员先生西装革履、与热热闹闹的攀枝花街头那些时尚汉子别无二致，面对那见惯死亡并借此谋生的目光，我还是很没出息地有些紧张，不由自主联想到了汉语传说中的“阎王爷”和母语传说中的“恩体古兹”，恍惚间好像又置身于考场。

 

　　就在这时，仿佛冥冥之中什么力量在故意增加“考试”难度，恰好又有具尸体胡乱盖着块白布，也没个亲友陪护，就那样——头、手和脚都裸露着仰躺在那种专用推车上，由两个零时工模样的人就那样——例行公事地、绝不参杂个人情感地推拉到停尸房门口，猝不及防进入了我的眼帘。于是，清冷的夜色中、停尸房暗淡的灯光下，一种丑陋至极的死亡真相，迅速、彻底粉碎了我对死亡的全部浪漫想象，促使我对我们的“祖灵崇拜”也起了疑心。我忍不住用母语深深感叹：人类这自以为是的物种，其实狗都不如——在我们老家，卑贱一生的狗们总能准确预判自己的死期，选择人迹罕至的僻静处，蜷缩成一团，独自、安然回归宽厚仁慈的大地。那侄子知道我这感叹缘何而起，深表赞同并又告诉了我他当天上午在此亲眼所见的另一番景象：那停尸房员工给尸体例行清洁就跟屠宰场屠夫打整死猪差不多，是直接打开自来水胶管冲洗的。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是再在那里多待一会儿就可印证他所说的是否属实，话外的意思是作为父亲他已尽力善待了那个不幸的孩子。我木然点点头，对他话里话外的意思都笼统地表示了认可，但已再无兴致和精力再在那里继续领教那种过于超乎既有经验的情形。

 

　　穿过似乎很熟悉然而又陌生得恍若隔世的都市繁华，回到住处后，我不再言语，有如贪恋母乳的幼兽般闷头喝了不少酒，早早钻进被窝，在族人们一片茫然的吵嚷声中沉沉昏睡。等到周围鼾声四起后却又突然醒来，然后就翻来覆去，再难入睡。我索性披衣起床，站在了窗前。身在陡然林立的高楼大厦间，望不见天空也摸不着大地，脚底止不住一阵阵发虚。我求助般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童年时母亲反复讲给我听过的“尔比尔几”（格言），比如：“牛的力量在肩膀，人的力量在家族”；“木头一根水冲，不向彼岸去，就向此岸靠”；“人头黑压压火葬坑里灭，羊头黑压压锅庄背后完”等。心灵王国原始、清洁的精神能量随之启动。我放弃了“英雄”或者“神”的野心，同时又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祖灵崇拜”还是应该坚持、而且值得坚持，只是坚持中也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对它进行些必要和适当的改造、补充，使它更适合安放于内心并内化为一种精神品质，一种文化基因。

 

　　我感觉一个新的我居然拥有了足够的底气不受地域、种族、语言等限制，也不受权力、地位、金钱等干扰，与所有正常人类平等相待。这个新的我竟然不顾自身的卑微和贫穷，对生存于那种“现代文明”造就的逼仄空间里的人们，包括李部长和他那个身家过亿的老板，也包括那个肇事司机和那些停尸房员工等，满怀同情——同情他们深受权力和金钱奴役的灵魂。也很同情包括那个莫名其妙失去生命的孩子、正在进退两难的自己以及身后那些一片茫然、只好暂时酣睡的族人等等在内的诺苏彝人或笃姆惹尔们——他们起根于“山高皇帝远”的山乡村野，无论是大凉山还是小凉山，仅仅数十年前还都处于封闭的“奴隶社会”，后来虽然“一步跨千年”、与周边汉区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可内在、外在的思想意识上的壁垒至今仍在；他们既不甘心忍受物质的贫困继续操持祖辈那种稍嫌愚昧却也凄美的“诺苏”风度，又很难自主吸收、消化“现代文明”，即使身着时装、勉强落脚于繁华都市也会不经意间把人当有之但又必须适度的尊严简单归类为所谓“面子”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种“面子”的奴隶。我仿佛已置身事外。

 

　　也正是这种仿佛置身事外的姿态，有效缓解了我的紧张感，让我带着相对宽容的心态，代表我的家族，在倮伍、马惹和毕布等几位与时代努力维持着良好关系的亲友关注下，尤其是在在该市工作又还身居要职的毕布兄弟不遗余力的帮助下，终于在第五天（中间有两天是双休日），为此事画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由那个公司出面衔接、协调有关各方，给了那孩子家属三十万五千六百元。族人们一致认为这个钱已足够表达对家属的安慰，家族的面子和死者的价值（对父母等亲人的养育之恩进行回报）也得到了体现。作为事主那侄子也很满意。侄媳、侄女们的言语间甚至比较夸张地把我当成了恩人，还一再提起那几个应我之请关注和帮助了我们的亲友的名字，问我应该怎样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短暂享用了一番“布则”（有担当的男人）的感觉。回顾起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本人在其中那些很难确切描述的经历，我的内心随即又充满忧虑和不解，不仅没敢以恩人自居，还只好模仿当年的母亲也把功劳转让给了先辈们的在天之灵（族群成员间不计得失的支持性人际关系来源于此）。至于怎样向那几位亲友致以谢意，我的建议也只是，把这份谢意连同他们的名字，轻轻放在心上就好。

 

　　随后，在那孩子的葬礼上（第六天我们终于包车带他回了家），反复猜想着他的灵魂会否还徘徊在最初那个生硬的事故现场、会否失落在后来那个冰冷的停尸房、又会否跟随最后那具冰凉的尸体回了家、或又会否已从热热闹闹的攀枝花直接去了“史姆额哈”、去了“孜孜濮乌”，面对着无论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都正在经历转折性变化的族人亲友，我的发言也完全失去作为家族长者应有的果敢，变得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仿佛站在了一个进退两难、又还左右为难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不该燃起火堆，拿什么燃起火堆，燃给谁看。

 

　　往常听过我在那种场合发言的人们好像都有些意外。有个侄子吉狄子呷曾在某村小和我同事，还曾跟我学写诗，亦亲亦友，葬礼结束后骑摩托顺路送我回家也就此跟我开起玩笑，说族长大人的本次讲话诗一样朦胧，他那么聪明也一句没听懂。我也只好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回应说，如今这年岁哪还有什么族长，我也不过是个仅仅著名于三五知音间的三流诗人，为了向人类当中那些因为敏感、多愁和悲悯，常常显得怪异、因而也常常被误会为“疯子”的真正的诗人同志们学习和表示尊敬，当然也就只能勉强讲些一般人听不懂的话。在一段一旦摔下去确实没什么生还机会的危险路段，他又不失幽默地提醒我坐稳，说是怕把我摔下去没钱赔给我家属。我说，你也是我儿子啊（诺苏彝人叔侄间可以父子相称），谁会要你赔钱？他说，可我毕竟不是你“法律”上的儿子，如果你家那两个兄弟和婶婶他们到时候要告我，你又已经不会说话，我该怎么办？我只好傻笑着说，那就先写个遗嘱给你吧。他也傻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我们深有感触地从正在经历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越来越安逸，然而又越来越放心不下、越来越不知如何面对的时代说起，说到了外面的世界古往今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津津有味于种种骇人听闻的杀人武器的研制和使用的叫做“疯子”或许才更恰当的牛皮哄哄的各种“家”，说到了悲哀抑或智慧无比地躲在大小凉山的崇山峻岭间、老想着死的一天一把火烧掉就化身为布谷鸟（杜鹃）或大雁的先人（笃姆惹尔或诺苏彝人古老的《指路经》指引亡灵拜会完“恩体古兹”后，建议亡灵如若能够自主化身为生灵，首选对象是布谷鸟，然后是大雁，都不具攻击性）；又从先人的骑马说回了我们如今的骑摩托——先人骑马看似潇洒、提劲，其实很麻烦，不仅平时要精心伺候马，骑行时还要见人（无论是否熟识）就下马礼让，我们如今骑摩托只要有钱加油就成，遇到熟人按按喇叭或停下聊聊都无须下车，陌生人之间则彼此都不必浪费表情，确实很方便，但这匪徒式的方便中却又若有所失，充满风险。

 

　　我们还就共同关心的下一代的教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为人父母最重要的一项事业，就是承传某种精神传统，使其站在这种精神传统上，尽可能自由而有效地了解、吸收、消化不同来源的人类文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养成健康人格，拥有符合人性的爱和善意，否则即便拼掉老命为其攒下金山银山，其前途大约也就是——要么愚蠢肆意地养狗喂猪，惹得四邻不安；要么无耻无畏地到处炫耀，遭人耻笑。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事主那侄子当时也很满意，过了些日子，会理、米易、攀枝花地独自兜了一圈之后却不满意了——埋怨我作为家族长者顾全了面子就没再替他一点一滴地争取，还怀疑那个毕布兄弟没有真心实意地帮忙。我有些郁闷，也很怀疑他这是由于突然在手了一大笔钱——之前我们都从未一次性见过那么多钱，又在都市里的灯红酒绿间切身体会了钱多的好处，然后就眼花了，心乱了。

 

　　此种情形，依照我心灵王国的法律，本可处以警告和蔑视，甚至再追加臭骂一顿，鉴于他对我的埋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就只于某个周末打电话把他叫到会理城，当着另外几个也在城里的晚辈的面勉强责问了几句。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只好挥挥手，把这一页就此翻过。我们照例随便找了家小餐馆，点了些家常菜，围坐在一起，喝了点小酒。席间，有人幽默地说：“重要的不是吃些什么，而是和谁一起吃。”还有人更幽默地说：“重要的不是和谁一起吃，而是吃完后谁还记得你。”我也借题发挥，说的是：“重要的不是谁还记得你，而是你还记得你是谁。”

 

　　各自散去后，我又“冷静”地在想：身处“现代文明”所连带的风险已经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年代，我们这个人丁兴旺的家族，此类事件今后完全可能再有，到时我又该怎样？又能怎样？或者死的干脆就是我，又将如何？

 

　　我的心情复杂得即使毕摩祖师阿诗拉则再世也可能难以化解；我仿佛看见我们的精神传统正如空心老树般飘摇在这日益粗粝的“现代文明”的风雨中；我希望能够赶紧摘下些种子种下并使之大面积破土而出，面对新境遇、新挑战，获得新知识、新经验，以更加自信、包容和开放的姿态重新拔地而起；我认为我持续多年埋头苦写《彝子书》干的正是这个；我相信我将虽败犹荣、虽死犹生；我被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一年，我吃四十七岁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