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2001年创建）
图书简介：
《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一）作为全国民族古籍重点科学研究项目，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搜集整理。
附 前 言
彝族先民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长期的实践，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特别是用彝文编写成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其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中华多民族国家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文典籍虽从清代康熙年间到“文革”几经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精明的彝族人民没有忽略本民族的精神财富，千方百计地保存了部分彝文古籍，为丰富祖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党和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出抢救民族古籍的号召后，我们采取“走出去查线索，登门拜访；请进来提供书籍，共同研讨”等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登记、搜集，初步掌握毕节地区还藏有四千余册古籍。
一九八七年在毕节召开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会第三次会议，将四省区彝文古籍分别整理、翻译、编写成《彝文典籍目录》出版的决定之后，我区地县民委和彝文翻译组立即着手开展了此项工作。并在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现已把《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第一集整理审订完毕，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限于时间和人力、物力，我们这次整理出版的1270本书目，只是全区彝文古籍的部分，其余今后陆续整理出版。
现谨就本集书目作如下说明：
一、选编入本卷的彝文古籍书绝大多数为手抄本。在手抄本中，只有少部分落了抄录时间和抄录者姓名，大部分以干支记抄录年代。因此，很难判断其抄写的确切时间。至于原作者和成书年代，更无可查证。
二、图书目录的分类，一是作为信息的存取系统，以方便读者查找利用；二是作为反映科学知识系谱系统规数，以符合一般的认识水平。根据图书资料分类要达到的目的，结合人们查找图书资料的习惯，图书资料的分类应该以其所放映的知识内容这本质属性作为主要的分类标准；而在个别门类和某一区分等级上，按其需要，以其它非本质属性作为辅助分类标准。但是面对部分彝文古书手抄本是根据抄录者的需要和水平决定其内容的，形成了内容十分庞杂、包罗万象，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类别的篇章，个别书名与主要内容不相吻合的情况。我们在鉴别上述主要的分类标准和辅助分类中，基本分类是二十二个左右，若按这个标准来分类，未能包括完较细的类别。因此，我们认为：先有图书，然后才产生分类问题。在本书目的分类上，既要借鉴前人的分类法成果和经验，又不能宥于其中。因为彝文古籍有她鲜明的民族性，自成体系，在分类问题上若一定硬套现成的框框，那就是削足适履，不是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决定不论别人认为“出格”与否，还是坚持从彝文古籍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分类。并借鉴了著名作曲家贝多芬“为了更美一些，就没有不可打破的法则”这名言，将彝文古籍分为哲学、历史、民俗、谱牒、伦理、契约……等四十类。但仍有经贸等方面还未得以列出类别，若把4000多册都编译完成，肯定不止40类。
三、在我们掌握的图书资料中，有几种彝文古籍是从汉文书籍翻译成彝文的。内容有孝敬父母；兄弟友爱；争取婚姻自由等方面的内容。这类汉文作品的情节和文法结构虽不能算上乘，但它符合彝族人民的伦理道德观念；符合彝家青年人孝敬父母，争取婚姻自由的传统。因此，我们将它编入本书目，单列“翻译作品”一类。这类翻译的作品，可以从侧面说明彝族人民有如蜜蜂能广采博取，有如大地能吸收雨露阳光，也可说明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文化领域的相互渗透，能促进彼此了解和加强各民族大团结。
四、在书名和名词的译音用字上，我们原决定在本书目中把全区各县的译音用字加以统一。但是，在具体审订过程中，一是方音方言差异；二是四省区彝文正体定义问题还未得出结论。所以，我们只好在本书目中留下因此而产生的同样题材的书名的译音用字同一个名词的译音用字不统一的遗憾。例如：同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有的写作“支格阿鲁”，有的写作“支嘎阿鲁”，还有写作“直括阿卢”等。这些遗憾都因为方言土语差别和四省区彝文尚未规范统一所致。我们多么希望彝文能象汉文一样，译音字得以统一，一张《人民日报》登载的所有信息，各个方言区的人民都能读懂。
五、我们认为任何书籍、文章，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彝文古籍自不例外。马克思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因此，对彝文古籍，要象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教导的那样“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既不能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颂扬，又要善于作具体分析：即使基本体系是错误的，也要审慎地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成分和可以借鉴鉴别的东西。
我们就是根据上述认识来对待彝文古籍的。因为学识浅陋，秕漏难免，尚希贤达不吝赐教，予以斧正，用匡不逮，不胜感激之至。
编 者
一九九0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