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举起文化传承的火炬
――《求是》杂志社、云南楚雄州举办41集大型人文风情电视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研讨会纪要
背景
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主任、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李亚威受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应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宣传部邀请，历时一年七个月，爬山涉水，行程一万多公里，帮助贫困地区创作、编导了41集大型人文风情电视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作品播出后，引起彝族人民的强烈反响和多方面关注及好评。这是李亚威继《深圳故事》第四部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之后的又一力作。
2002年7月20日，由《求是》杂志社、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火之舞》座谈研讨会，中央有关部委及全国影视评论界的领导、专家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20多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电视台有关领导与代表出席了会议。
由《求是》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主办这样高规格的文艺作品研讨会，在国内尚属首次。与会专家学者对《火之舞》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在电视艺术方面的探索作了热烈的研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对深圳市委宣传部支持拍摄这个作品，以及李亚威的工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求是》杂志社总编辑、理论家王天玺着重提出：“深圳的同志能够跟一个西部的民族州合作，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这种方式非常好，是成功的。”
王天玺还称赞《火之舞》很可能是李亚威艺术生涯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很多专家认为，《火之舞》的产生，是沿海开放城市与西部贫困地区合作、实现西部开发战略中的一个成功范例，西部开发除了经济开发之外，还有一块就是文化开发。《火之舞》这部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电视片，将在中国西部开发的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专家们认为，深圳文艺工作者主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进行文化扶贫工作，体现了一种创新的深圳精神，很好地贯彻了江泽民主席建设“先进文化”的指示精神以及“特区服务全国，全国支持特区”的精神，为深圳赢得了荣誉。
春节期间，《火之舞》由深圳电视台三频道“特别节目”热播以来，又得到了深圳观众的喜爱。应广大市民和观众的热烈要求，我们特刊发此次研讨会的发言纪要，让广大观众进一步了解该片的情况。
●《火之舞》是深圳经济特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联合搞文化创作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是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文化成果。●李亚威从深圳热土走到西部，参与西部的文化建设，展现了深圳人的精神。
杨宏海（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这部作品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联合起来搞的文化创作，有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我们两地的电视文艺工作者，参与创作了这么一个有份量的电视文艺风情片，应该视为是西部大开发当中的一个文化成果，将来必定会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上，留下它应有的一页。
深圳市文联的李亚威是一位非常有激情的文艺工作者。她到深圳市文联担任文艺创作室主任后，工作非常扎实。立足深圳，深入生活，关注当下，关注火热的深圳建设，创作了以《深圳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电视节目。李亚威还以更充沛的热情，关注和投入到西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建设上来。她是用生命去拥抱这片土地，用火一样的激情去参与这个创作的。在这个过程中，她跟彝族自治州结下了非常浓厚的友谊，展现了深圳人的一种新的精神，是一种更加海纳百川的精神。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光要关注当下的经济建设层面，还要满腔热忱地关注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多民族的文化。
●《火之舞》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是很大的；它对文化有一种尊重、珍惜和发自内心的爱；它启示我们：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要注意人、文化、环境的协调。
李书磊（中央党校校务委员、文学博士、著名评论家）：
看完这个41集的电视片，印象很好。这部电视片对楚雄州的彝族文化挖掘得很深、很细，包括像《梅葛》这些我们熟悉的东西，也包括它的历法、服饰、婚俗这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它展现的是很地道的彝族文化。
楚雄州委宣传部和深圳电视台、楚雄电视台，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对文化有一种尊重、珍惜和发自内心的爱，没有现在流行的那种把文化当作一种包装的轻薄的心理。
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之下，以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化，是应该纠正的。很多地方政府一谈文化就首先想到要利用它，从用的角度出发，只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比较浅层次的轻薄的文化实用态度。当然，文化确实有有用的一面，有实用的价值，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因资源比较匮乏，有时候让文化搭搭台，也是不得已的。但是，我们要反省，这种态度，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对文化是一种破坏，对文化的可永续利用的资源也是一种破坏。
我们对文化，应该特别提倡像《火之舞》这种真正的珍惜和珍重的态度。文化尽管有实用价值，但它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我们自身的内心的生活，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我们生命和人生的寄托。
如果通过传播这样的片子，能够提倡和推广尊重文化和珍惜文化的理念，是很有功德的。从这里，我想到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方式，在西部地区现代化发展、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怎么样和当地的文化、环境相协调的问题。王天玺同志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提出了把云南建成文化大省的设想，这是非常可贵的。实际上，在现在的西部开发中，有一种比较危险的倾向，不加分别地完全采用工业化的、东部的甚至是西方沿用过的发展方式来开发西部，对西部地区本有的那种文化、那种生活方式、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协调不是很尊重，有的甚至进行破坏。这种开发方式，即使可以得眼前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即使发展起来了，经济搞起来了，也会把我们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那些美好的传统文化完全给破坏、遗忘掉。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你破坏了现有的那种文化方式，人和环境的那种关系，人和人的那种关系，你可能发展不起来，因为你把真正的资源都破坏了。
这个片子同时也启示我们，怎样在西部开发和发展过程中，注意文化人类学所关注、所倡导的一些理念，注意人、文化、环境的协调，我们如果能通过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因势利导的方式，探索出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发展西部应取得的真正成功，也是一种真正的希望。这个片子启发我们思考了许多问题，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火之舞》把我们引领到了彝族这个民族内部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展现了彝族的文明史、心灵史、情感史和风俗史。
杜高（著名影视评论家）：
我很喜爱这部拍得很美、又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专题片。这是一部热情的作品，就像它的片名所蕴含的诗意一样，年轻的编导者和整个摄制组，抱着火一样热烈的激情，走向楚雄，去触摸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并对这个民族抱着深深的敬意，他们的情感是非常真诚的，这种真诚的情感，是通过他们镜头下的一个个多姿多彩的画面和一句句动人的解说词，传达给我们的。这就使这个作品很有艺术感染力，具有了一种艺术性。
这部片子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把我们从外部世界引到了这个民族内部的精神世界，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作品给我们展现了彝家文化的文明史和心灵史，乃至情感史和风俗史，题材是特别重大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看到了文化是怎么使这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是怎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与时俱进的，也通过许多活生生的、当代人的活动和实践，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性格和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部片子具有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它的品位也就提升了。
赵葆华（《电影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这个电视丛片给我的震撼和冲击非常大。第一个感受使我想到了艺术工作者的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有很大一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把“为民找乐”当作艺术的至上原则，这种状态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状态。“为民找乐”本身不是一件坏事，老百姓也需要快乐，但如果把“为民找乐”当作艺术的至尊，艺术就会迷失。我想，这也许是受市场驱动的结果。但也有一些清醒者，如李亚威，她生活在滚滚红尘的深圳，却能淡化欲望，强化责任，走到大山里，历时近两年时间，为我们奉献出了一曲《火之舞》，给我们送来了一份惊喜，赢得了我们的一份赞叹。
通过这部长达41集的片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楚雄，一个正走向现代文明的楚雄，让我们了解了彝家文化辉煌的过去，了解了彝家文化繁盛的今天和灿烂的明天。这个作品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李亚威和李怡的这种文化良知和社会责任，值得我们艺术工作者称道和学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这部作品取得的成就也不应该被轻视，应该认真研究。这部作品的结构是独具匠心的。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巧妙地抓住了彝家文化的标志系统。现在美国文化风行世界，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文化标志系统。可口可乐、牛仔裤、汉堡包和好来坞，作为美国文化的标志系统，在世界各地走红。彝家文化能够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也有其独特的标志系统。我们知道彝族的标志文化有火，有民歌、村舞、豹子笙、老虎笙、大锣笙和芦笙等。
第三，这是一部电视专题片特征突出的好片子。片子从日常生活入手，抓住电视片的特征，有综合力，有感染力，开掘了一个很严肃的文化主题，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好片子，它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
●《火之舞》最引人注目的价值是文化的视角、文化的展示、文化的体现。
彭家瑾（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火之舞》的选材立意使我感到很兴奋，编导在驾驭这个题材时所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一种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专题片有一些独到的领悟，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和贡献。《求是》杂志这样一个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为《火之舞》这样的电视专题片开研讨会，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对文化的渴望、对文化的呼吁。“如何重视、保护、发掘、开发”文化资源的问题，影视界呼吁了多年，但进展还是不大。社会还缺少对文化的重视，对文化的弘扬，对文化的传播。这部作品最引人注目的价值还是文化的视角、文化的展示、文化的体现。它落脚在楚雄的彝族文化和彝族风情上，这个着眼点对于我们民族和我们国家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火之舞》这个作品，是比较系统、完整的，它展示的一切都有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
这部作品有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眼光，是很严肃地对待民族文化问题，选择的文化展示方式是非常积极、非常有意义的。同时，它又落实在人的发展、人格的健全上，这一点尤其可贵。
●《火之舞》的一个特点是把风情和人物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它在屏幕上建立起一个彝族文化的博物馆，是彝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丁绍祥（楚雄州委书记）：
《火之舞》以大的篇幅、宽阔的视野，比较系统、完整、立体地，同时比较熟练地运用影视语言，很好地展示、弘扬了彝族文化，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把风情和人物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很容易认为原始的、历史积淀下的东西才是文化，在当前现实生活中还在发展的东西往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历史还在流动，文化还在当代人身上体现出一些惊人的东西。文化是一条河流。历史已流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流到明天，从这方面看，把人物和风俗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这部作品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在屏幕上建立起一个彝族文化的博物馆、彝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但它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的开发。在这方面，《火之舞》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说明。文化不仅是搭台，它本身就是内容，甚至就是灵魂。能够产生好文化的地方，一定也能使经济得到发展。
孟繁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戏剧评论家）：
通过这部电视丛片，我确实感到云南不但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底蕴，他们对文化的意义还有新的认识。我对西部开发的理解是，它除了经济的开发外，那就是文化的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文化的开发不但是西部开发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为什么更看重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中原文化或者说大城市文化，北京的、上海的或者说我们汉族的文化，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很多优秀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到了云南，到了西部，那里还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西部文化中还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东西。这些东西非常迷人，是能使我们在世界文化之林感到自豪的。如果西部文化大开发能够把这些优秀东西开发出来，对于我们抵御外来文化的冲击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比如说我到云南，到楚雄，到丽江，我不是为那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而去的，我只是去看那里的人文风情与文化。同样道理，外国老板来投资，他最感兴趣的首先是这里有没有投资的环境，而真正吸引他来的还是这个地方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民风民俗。能够产生好文化的地方，一定也能使经济得到发展。文化不仅是搭台，它本身就是内容，甚至就是灵魂，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认识，不但用文化来搭台，同时也宣传文化，那么我们的这些民族，这个地方，也会发展。西部开发，文化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这部片子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说明。
杨淑英（原《中国电视》副主编）：
我曾三次接触楚雄，第三次告诉我楚雄的就是这部《火之舞》，使我系统、完整、厚实地知道了楚雄的风情。在这里面，无论是编排，还是歌唱，都体现了我们电视工作者的匠心。他们收集了许多资料，用平视的角度，把彝族的古今文化、风情都详细地介绍给了观众。
我们借电视媒介，特别是光盘，把它携带出去，就可以把楚雄介绍给全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像这一类片子，我就觉得它非常有价值。
文化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可以促使经济更加发展，而经济又可把文化浓缩在一个碟片里。深圳和楚雄的领导是很有眼光的，他们把这个原始的、比较厚实的文化，通过影视、光碟介绍出来，会促成很多人到楚雄去旅游，去了解这个地方，甚至于去这里投资。以李亚威、李怡这两位女将为首的电视工作者，拍摄《火之舞》这样一个片子，对我们很有启示作用。它是一个创造，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看到更多的系统地把一个民族文化体现出来的片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开始。
●《火之舞》是李亚威艺术生涯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云南建设文化大省进程中的一个重点工程
王天玺（《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楚雄州委、州政府认真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发展先进的文化，他们认真地实施了云南省委提出的建立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方针。深圳的同志能够跟一个西部的民族州合作，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这种方式非常好，是成功的。
我们的电视工作者，怀着很高很强的责任心，很自觉地去拥抱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深入到民间，去寻找灵感，寻找创作的源泉，这种做法也非常好。李亚威，她在深圳不是也很舒服吗？但是她到了楚雄，很辛苦地去创作，这是一种精神，而且也很有成就。她过去也很有成就，但这一部《火之舞》很可能是她艺术生涯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所以，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要真正地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之中，才能真正地得到营养，真正地得到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创作成就。
楚雄州能够认真地贯彻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这个战略，值得称道。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基本纲领设想出来的，也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云南尚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起步阶段一定要走好，必须是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能协调发展。实际上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基本含义就是这三者要协调发展。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经济上去了，但民族文化被糟蹋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一个落后地区的发展一定要把路子走好。自然资源是云南的优势，但云南最大的优势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要好好发挥这个资源。
《求是》杂志之所以办这么一个座谈会，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党中央机关刊物，就是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把三个文明的建设同时协调着发展、促进，把文化作一种灵魂，作一个旗帜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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